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打開租屋網，設定好預算及需求，結果跳出來的不是頂樓加蓋、就是隔間套房；如果想要有電梯、有管理、有一點生活品質，價格立刻飆到萬元以上。台灣節節攀升的房價不只讓想購屋的人買不起，連想要「租得好」都變得奢侈。

根據瑞士寶盛（Julius Baer）2025 年的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台北位居全球第 12，甚至比東京還貴。而在這樣的物價壓力下，首當其衝的，正是租屋族群。根據主計總處資料，自 2021 年起，全台房租年增率持續攀升，2023 年來到十年新高的 2.45%。乍看之下數字不算驚人，實際上卻早已默默滲透進每月的轉帳帳單中。

以主計處公布的 2024 年數據為例，全體受僱者的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為 NT$40,123，而雙北地區一間 10 坪左右的獨立套房，租金中位數已達 NT$26,000。也就是說，光是付房租，就有可能吃掉了超過六成的實質收入，遠高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建議的「租金不應超過所得三成」的標準。這樣的對比清楚揭示了租屋族的處境：當薪水原地踏步，租金卻年年創高，租屋原本應是實現生活想像的選項，如今卻成了難以喘息的負擔。

除了價格壓力之外，現代人對「住」這件事的想像，也早已跳脫傳統框架。隨著共享經濟崛起、遠距工作普及，生活不再只是朝九晚五與歸家的單線循環。對許多人而言，租屋不只是找個能睡覺的地方，更是期待在日常中獲得一點情緒的安定與陪伴。在這樣的變化中，「共居」逐漸成為都市人探索生活平衡的新選項。

當「住」成為生活的延伸

共居的概念可追溯至 1970 年代丹麥的「共住社區」（co-housing），當時約35個家庭共同生活在一個社區中，分享空間與日常。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一起生活」的精神在全球各大城市轉化為更彈性的樣貌，提供一種回應城市孤獨與生活碎片化的新方式。

回顧台灣的共居歷史中，如果要找到一段開場白，那大概會是玖樓。

從 2014 年起，共生空間品牌玖樓走入都市街巷，尋找閒置空間，與屋主協商合作，再重新整理規劃，為原本封閉的老屋注入新的生命。他們的起點是包租代管，但真正想做的，從來不只是提供一個可住的空間，而是打造一種能共享及共感的生活。

「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這句後來成為玖樓最廣為人知的口號，也點出了都市生活下的集體焦慮：當舊有的居住模式已無法承載人們對生活品質的期待，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於是，打造一個既有生活品質、又能有溫度的生活空間，成為玖樓推動共居的核心價值。

「在國外，共居並不等於租屋，但在台灣，兩者卻很容易被綁在一起。」玖樓社區企劃資深經理楊柏賢指出，也因此他們從創立初期就嘗試在空間中導入社群經營。透過幾年的摸索與調整，玖樓從早期的家庭式共居，轉向整棟建築的生活設計，希望以「生活的陪伴者」角色，為都市人提供更多支持。

以玖樓璞園為例，這棟共居空間除了提供不同坪數的個人房間，也設有共用廚房、餐廳、多功能教室與視聽空間，鼓勵住戶彼此交流。此外，玖樓團隊也定期舉辦活動，連結住戶與在地社區。住戶亦可在入住時申請成為「種子成員」，透過技能交換換取優惠房租，例如曾有住戶固定開設免費瑜珈課，也有來自國外藝術家以創作妝點內部空間，讓生活不只發生在小小的房間裡，也在共享空間中延伸。

從青年共居到跨世代共鄰的實驗

對於初入社會、首次離家或剛來台灣的外籍人士而言，商業型共居提供一種相對彈性、可短期體驗的生活選項。不過，也有另一群人，從「居住正義」的角度重新思考共居。他們所進行的，是以社群為核心、較長期的生活實驗。

其中一個案例，是位於新北市土城區的「員和社宅共居實驗計畫」。此案由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發起，並由長期投入居住議題的倡議組織「都市改革組織 OURs」擔任執行單位。不同於一般商業共居品牌，OURs 扮演的是二房東的角色，向新北市政府承租整層社宅，再轉租給有志於共居生活、並認同共同理念的住民。

申請者須符合年齡條件，並繳交書面提案，經過現有住戶與 OURs 團隊的面談，以確認彼此對共居生活的期待。在入住後，住民將共同參與自治，從制定生活規則、管理公共經費到籌辦社群活動，都是由住戶一同決策與執行。

「這裡雖然由 OURs 負責營運，但住戶自治的程度其實很高。」OURs 社群行銷專員、本身也是員和社宅合作共居實驗計畫的一員的吳郁說道。「每個月我們都會舉辦一次例會，每位住戶每年至少要參與九次，還需要舉辦四場回饋社區的活動。」

除了高度的自治參與，社區同樣重視住戶之間的對話與協作。寬敞的廚房成為大家最常共食、共享生活的空間，也能從中看見每位住戶對日常細節的投入與參與感。吳郁補充：「我們很鼓勵大家在分享議題時，不是為了說服，而是單純表達自己關心的事。久而久之，這些分享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彼此，讓原本個人的關注，慢慢變成大家一起在意的事。」

同樣強調住戶自治與社區活動的共同設計，新北市政府城鄉局另外多了不同嘗試。為了改善青年居住以及長者獨居議題，在2017年率先於三峽北大社會住宅執行「青銀共居試驗計畫」，是台灣第一個青年與高齡世代共居的案子。

新北市政府城鄉局住宅發展科表示，最初推動青銀共居計畫是以促進共同生活為核心，希望透過同戶空間共享與生活互動，來增進世代的交流。然而，因生活習慣與作息差異，以及傳統和價值觀的影響，這樣的共居面臨許多挑戰，不僅是跨世代容易有隔閡，就算是同世代也可能會有嫌隙。即便如此，第一個「青銀共居試驗計畫」仍為之後的跨世代共居機制與青銀互動奠定良好基礎。

2020年，城鄉局再推動新型態的共居計畫，以新北市規模最大的新店央北社宅做為「跨世代共居種子戶計畫」的據點，但型態已從過往的「青銀同戶共居」、調整為「青銀共鄰」的模式。「雖然最初是以青銀共居為概念規劃與啟動，但在實際推動的過程中，已逐步轉型為以『社區營造』為核心的發展模式。」目前承辦此計畫的珍宇設計李昀說明。

「我以前都是自己住在透天厝裡面，沒有住過公寓大樓，剛開始進出看到很多人很不習慣。」本為美術老師的65歲的紀大哥分享著，「現在我除了開課之外，也會協助社區活動的道具製作，趁耳聰目明還能做的時候為社區奉獻。」

儘管類型各異，這些共居型態都有一個共通點，即是不再將「住」視為單純安身的需求，而是一種主動參與、共同建構生活的過程。在許多共居住戶的分享中，也能看見這種型態所帶來的改變：對他人更有感、對生活更有參與，也對城市多了一份連結。

從共居探索都市生活的更多可能

目前在國外許多地方，共居早已不再只是租屋的附屬選項，而是與社福、都市治理、長照政策緊密交織的生活提案。例如日本的「Share金澤」由社福機構佛子園主導，整合青銀共居、庇護就業、社區照護與在地藝文活動，讓共居成為都市邊陲人口的生活支援系統，也成功吸引年輕人移居與參與；德國柏林的共居合作社（Baugruppen）則以居民集資、非營利運作的模式興建自用住宅，跳脫市場機制，許多城市更透過都市更新或社福預算保留地段，支持共居社群自建、自管；而在瑞士蘇黎世的Kalkbreite Cooperative，市府提供長期地上權，建物內融合住宅、商業、藝文空間與社會服務，讓共居的想像不只停留在「一起居住」，而是延伸為「一起建構城市」。

相較之下，台灣的共居發展仍在探索與實驗階段。無論是商業型共居品牌、青年共居，或跨世代共鄰，多半仍仰賴個別團隊或專案推動，缺乏系統性支持。合宜空間的取得，是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多數市中心土地早已被大型建商整合，民間可釋出的閒置空間稀少；即使屋主有心投入共居計畫，現行法規與建築條件也可能成為推動上的阻礙。

再者，政府的計畫推動常受限於年度預算與主責單位更迭，即使政策出發點良善，仍難免面臨資源分配與延續性不足的問題。許多參與者也指出，目前制度對共居的想像仍多停留在「青年住宅」、「社會福利」的框架，缺乏對生活型態轉變的深層理解與政策回應。

然而，這些困境也正顯示出台灣的潛在機會。若能突破單一部會的分工邏輯，讓共居成為都市政策、社福資源與建築使用的交集，將能開展更多元的生活實驗空間。不論是借鏡國際合作社制度、鼓勵地方政府釋出長期地上權，或是在都市更新與空屋活化中納入共居用途，都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居住在一個人的人生當中佔非常大的時間，但以前我們只求有個地方睡覺就好。」OURs 社群行銷專員吳郁觀察到，隨著時代改變，越來越多人開始關心：「我買得起房子嗎？如果買不起，還有沒有其他生活的選項？」。她認為，在家庭形式與生活規劃愈發多元的今天，共居的價值也正在於它能提出更多元、更彈性的生活可能。

玖樓社區企劃資深經理楊柏賢則分享，共居的型態從來不是單一的：「先前有對台日夫妻帶著五歲的小孩入住，當爸爸媽媽在忙的時候，就有其他住戶陪著這個小孩玩。」在他看來，共居的精神不在於空間形式，而是一種不斷調整、因人而異的生活提案。「它就是一個開放式的想像，讓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