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親自領軍氣候委員會，為淨零目標注入新動能。

隨著台灣全力投入全球淨零競賽，氣候政策已從邊陲議題躍升為國家策略核心。政府誓言在2050年前達成碳中和，因此需要大規模進行結構性改革，包括調整能源組合、推動綠色創新、強化氣候韌性等。

為了帶頭領導，賴清德總統宣布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藉此跨部會協調政策方向，將產業政策與環境目標接軌，確保台灣的能源轉型與經濟成長相輔相成。

委員會由行政部門首長、產業領袖、科學家與公民社會代表共同組成，任務在於整合台灣各項氣候計畫，建構出協同一致的發展策略。有賴總統親自領軍，委員會的建議亦更具份量。

「氣候政策如今拉到總統層級，成為行政部門的最高優先事項。」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委員趙家緯說。趙家緯為「台灣環境規劃協會」創辦人與「台灣氣候行動網絡」共同創辦人，在相關研究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同時在國立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開設「淨零路徑」課程。

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任務範圍廣泛，兼具短期行動與長期策略，內容包括擴大再生能源產能；減少碳排放；加強台灣因應颱風、熱浪與其他氣候威脅的防禦能力。

「每次開會，賴總統都全程參與。」趙家緯指出：「他的親自投入，讓各界明確看到這是重點工作。」因為能見度高，各部會更加正視相關政策的推動。

不過，趙家緯也坦言，委員會的運作仍有局限。委員會每隔幾個月才召開一次會議，每位委員僅有一輪發言機會，充分討論與後續追蹤的機會不多。雖然設有若干專案小組，能夠深入探討能源轉型與永續生活型態等議題，但近幾個月來，這些小組基本上處於停擺狀態。「從第三次全體會議到現在，專案小組就沒有再開過會。」趙家緯說。

與其他國家的類似組織相比，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缺乏實質授權與獨立審查機制。「我們不像英國的氣候變遷委員會（Climate Change Committee）那樣，並沒有監管權限。」趙家緯說：「也沒有明確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或固定的立法成果。」他坦言，委員會定位為政策協調平台，而非監管機構，但「平台無法取代真正的問責機制。」

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首要初期任務之一，在於制定2035年的中期減碳目標。政府最終訂下的目標是：將碳排放量較2005年水準減少40%。對於台灣這樣高度工業化的經濟體而言，這個目標不容小覷，但包括趙家緯在內的公民社會領袖則認為，幅度仍然不足。他所屬的台灣氣候行動網絡曾提出52%的減碳建議，並以模型推演佐證，只要從政策面加強支持，技術上達到如此降幅並非不可行。

這個高達12個百分點的差距，在委員會初期會議便引發激辯。專家提出分析，證明更高的減碳幅度在技術層面可行，但政府官員則反駁，即便是40%的目標也已經吃緊，並要求專家具體說明實務操作如何達到更大減幅。

賴總統對此表示，40%的減碳目標不是上限，而是起點。趙家緯回憶道，賴總統當時說：「40%是地板，不是天花板。」賴總統並指示各部會，應針對各個產業逐一與企業及公民團體展開對話，探索提高減碳目標的可能性。

「是地板，不是天花板」的政策立場，形同對外釋出明確訊號：倘若利害關係人能夠證明做得到更高幅度的減碳，台灣亦有意願提升目標。這同時是在呼籲企業參與，一同協助擬定政策路線。

沈睡的巨人

台灣的工業部門涵蓋全球知名製造商與高耗能重工業，既是經濟的骨幹，卻也是台灣達成氣候願景的最大障礙。如果計入用電量，工業部門占台灣碳排總量高達一半以上。也就是說，任何一條具體可行的淨零路徑，都必須經過台灣的工廠、鋼鐵廠、石化廠與半導體晶圓廠。

然而，要在這些產業減碳並非易事。重工業減碳通常需要重金整頓設備，或仰賴尚未達到商業化的次世代技術。現階段而言，政府採取謹慎而漸進的作法，呼籲製造業者推動各種升級措施，例如高效馬達、熱能回收系統、智慧控制設備等，每年將能源效率提升1%至1.5%。這些改善措施累積起來固然有效，但終究無法將燃煤高爐轉換成以綠氫供能。

批評人士指出，就連台灣的碳費（工業污染的重要定價工具）也過低，難以促成能源轉型。現行碳費每噸僅300元（不到10美元)，且對提出減碳計畫的企業提供減免，因此碳費的實質成本微乎其微。「中鋼每公噸可能只需付20元（約0.67美元)，跟促進轉型的所需金額相比，還不到十分之一。」趙家緯說。

政府對工業部門的減碳獎勵亦落後其他先進經濟體。以美國與德國等國為例，補助往往依工會合作與技術升級而定，反觀台灣的補助金額通常較小，且附帶條件較少。

放眼綠能轉型的某些領域，產業往往積極發聲。許多台灣製造商整合於全球供應鏈，已經面臨來自跨國客戶的壓力，必須實現綠色轉型。電子大廠已承諾使用100%再生能源，並要求電網提供更多綠電。

反觀若是更深化的工業改革如低碳材料與乾淨製程，民間企業顯得安靜多了。「企業要求再生能源，卻很少聽到他們要求低碳的水泥、鋼鐵或石化產品。」趙家緯表示：「因為大家的沉默，政府才得以沒有行動。」

換句話說，倘若政策有助於企業達成高曝光度的氣候目標，企業都能立刻支持，但淨零需要有難度更大、成本更高的結構性改革，企業在這方面反而相對保守。企業的猶豫心態可能反映了成本考量、技術不確定性，或對政府領導力抱持觀望態度。

所幸，這樣的情況逐漸轉變。以台灣的外資與跨國企業為例，許多已經必須遵守海外的嚴格氣候規範，或預期面臨歐盟等市場的碳邊境稅，因此可能成為促進改變的催化劑。在這些企業眼中，乾淨供應鏈愈來愈成為未來進入市場的基本門檻。

「如果企業向政府表達在2030年只會採購低碳鋼材，或願意共同發展石化循環系統，政府就有行動的理由。」趙家緯表示。

台灣已有幾家冠軍企業開始行動，例如台塑集團已經著手探討碳捕捉技術，半導體大廠亦投資部署再生能源與電氣化製程。趙家緯指出，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這些願意創新的企業能與政府直接對話，推動工業減碳所需的大規模改革。

「我們希望民間企業提出需要政府哪些支持。」趙家緯表示。企業若能清楚表達訴求，將有助於促成相關政策，讓減碳更快速、更可行。淨零是否能夠成功推動，或許取決於實質的公私協力，將今日的每一小步進展轉化為明日的重大轉型。

地方政府展現行動力

氣候變遷雖然是全球層面的挑戰，但許多解方卻紮根於地方行動。縣市政府掌握交通系統、使用分區法規、廢棄物管理，自訂能遠與環境政策的情況亦愈來愈常見。台灣政府已正視這項現實，因此訂有《氣候變遷因應法》，要求各地方政府設立「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旨在依在地條件量身打造減緩與調適措施，同時促進社區與企業的參與。

台灣各地呈現出氣候行動的多元拼圖，其中一些城市逐漸嶄露頭角成為領航者。桃園即是一例。這座位於北部、快速成長的城市不僅是臺灣的國門重鎮，也是重要的產業與科技聚落。隨著都市熱島效應加劇與高碳排基礎建設持續擴張，桃園也愈來愈面臨氣候風險的考驗。

桃園市政府並未等待中央政策指引才啟動行動。在市長張善政的領導下，桃園積極推動永續政策，並由副市長蘇俊賓擔任關鍵推手，致力推動城市的2050淨零藍圖。蘇俊賓本身具備工程背景，擅長系統性思維與跨領域整合，強調政策需以資料為基礎、打破部門藩籬。

「碳排放不是單一部門的問題，而是整體系統的結果。」蘇俊賓於2024亞太永續博覽會上表示：「我們需要的是整合性解方，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零碎措施。」在他的主導下，桃園市各局處——從交通、都市發展到教育、環保——皆被要求與淨零目標對齊。

其中一項亮點政策是桃園因應極端高溫的策略。去年，當全台面臨破紀錄高溫時，蘇俊賓率領團隊檢視都市發展政策，發現都市熱島效應與熱浪議題未獲充分規劃。他隨即指示都發局將氣候韌性納入都市計畫、區段徵收與建築設計中。

市府後續提出包括擴大綠地、以公共運輸為導向的新市鎮規劃（TOD）、新建築採用反射性「涼屋頂」、並調整建築法規以強化通風等措施。上述內容皆已納入桃園下一階段的都市更新藍圖中。

桃園同時善用人工智慧強化環境治理。由環保局主導的「AI環境污染辨識系統」，搭配智慧灑水抑塵設備與水質辨識技術，有效提升稽查效率並榮獲2024台灣永續行動獎金獎與銀獎，展現城市在環保科技上的領先地位。

為確保各局處持續推動，蘇俊賓每兩個月召開一次跨局處氣候推進會議。這些會議絕非流於形式，各局須彙報進度，例如節能路燈建置、電動車充電樁佈建等，如有進度落後，須即時討論預算或人力的調整對策。

桃園的模式已引起其他城市關注並開始效仿。臺北積極推動綠色金融與低碳建築，台南則強調歷史保存與氣候韌性的並行。日本北九州市作為傳統工業重鎮，也與桃園展開低碳城市規劃對話，雙方並討論未來合作可能。

誠然，不同城市的行政能量與政治意志各有差異。但桃園證明，地方政府若有決心，完全有能力成為氣候創新的實驗場。在臺灣邁向淨零未來的過程中，地方層級的行動力將是關鍵，不論是在電動運輸推廣、綠色建築普及，或強化城市對氣候衝擊的抵禦能力。

金融與問責

推動台灣經濟邁向淨零轉型，既是技術挑戰，也是金融考驗。無論是再生能源基礎建設的建置、新型技術的規模拓展，還是高碳排產業的轉型進展，速度是快是慢，將大幅取決於資本如何分配。資金必須流向綠色解決方案，而非高碳排活動。台灣的金融監理機關與金融機構已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但轉型過程仍處於初期階段，且容易受漂綠行為（greenwashing）影響。

身為台灣最高金融監理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2022年9月推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各家銀行隨後紛紛推動自身的綠色金融計畫，並依據最新指引，明確界定何謂永續投資與轉型活動。此一永續分類標準旨在依據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加以分類，藉此將資金引導至如潔淨能源、電動運輸與產業升級等關鍵領域。

但專家指出，相關標準過於寬鬆。「我們發現許多標準其實很薄弱。」趙家緯說。就目前架構而言，只要企業的碳排密度比產業平均值低50%，便稱得上「永續發展」；也就是說，一家燃煤電廠的減碳效率就算只有中等，但只要其他同業的表現比較糟，它還是可能拿到綠色工廠標章。「根本稱不上是最高標竿。」他說。

他的疑慮並非只是理論層面。趙家緯的研究團隊針對台灣企業的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訴求進行詳細分析，發現品牌形象與實際表現之間存在龐大落差。在其中一篇報告中，團隊檢視榮獲ESG或永續獎項的企業，結果發現超過六成並未達到研究團隊所設的重要氣候指標。許多企業雖然交出亮眼成績單，卻持續投資部署化石燃料基礎建設，或是並未達到減碳目標。

台灣的銀行業者也出現類似矛盾。主要金融機構雖然公開支持政府的2050年淨零承諾，有些銀行更加入國際聯盟，但資產負債表卻呈現更複雜的現實面。趙家緯的資料顯示，許多大型放款機構即使推廣離岸風電投資，同時卻持續承作燃煤電力計畫，提供融資給石油天然氣公司。

對此，主管機關已開始採取行動，要求銀行與上市公司逐步納入氣候風險揭露規範，讓資金流向更易追蹤。公民團體亦加大施壓力道，公開點名哪些銀行一邊資助新的燃煤計畫，一邊自我標榜為綠色領導者。

「應該更加強化實質參與才對，」趙家緯說：「不能只說自己投資再生能源，更必須推動高碳排產業真正做到減碳。」

也就是說，金融機構應該善用財務優勢，將放款條件綁定具體可行的氣候行動計畫，除了促使企業採納有科學依據的目標，亦運用股東權利來影響企業策略。這類干預措施過去在台灣的董事會中並不常見，但如今逐漸盛行。

加強綠色金融存在強大的商業誘因。未來數十年，台灣預計投入數千億資金發展再生能源、低碳基礎建設與乾淨技術，投入資金於這場轉型的企業可望從中受惠。企業若能展現真正的永續領導力，亦能吸引到低成本資金與長期投資方。

透過設定具有企圖心的指標、公開面對能源安全等爭議議題、尋求產業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夥伴、堅持在綠色金融中落實問責，台灣正一步步累積成功的籌碼。對台灣的企業與投資人而言，這是政府號召各界共同參與和創新的登高一呼。台灣的經濟未來與氣候未來是一體兩面，每個人都攸關綠色願景的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