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時，台灣民眾的韌性也正在接受考驗。

本文章譯本由關鍵評論網提供

2021年4月，太魯閣號408次列車在花蓮縣即將進入隧道時發生脫軌事故，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傷，震驚全國。

事發當時，如果少了那一名年輕乘客，死亡人數可能更高。該名年輕人在事故中冷靜即時的撥打119求救，並透過Line與值勤人員以視訊的方式，協助救難人員評估現場狀況。

令119值勤人員驚訝的是，這名乘客同時詢問他是否可以幫忙針對受害者進行檢傷分類。檢傷是一種初步評估傷者的方式，以確定受害者需要治療的緊急程度與所需治療的性質，對於救援人員挽救生命至關重要。

「我們從世界各地的悲劇中一次又一次學到，災害發生的時候，民間的投入是讓災害結果產生不同的關鍵。」台灣國家安全和民防智庫「壯闊台灣聯盟」創辦人吳怡農表示。該組織培訓課程涵蓋檢傷基礎知識，以及緊急醫療、搜索和救援、個人安全和基本求生技能。

吳怡農作為政策倡議者及前特種兵，於2020年創立了壯闊台灣聯盟，旨在提高國人對國防問題和國家安全的認識，並進一步讓一般民眾參與民防和救災工作。

2022年吳怡農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阻止軍事衝突的最佳方式是結合軍事與民眾的準備，展現出可信的國家抵抗意願……我們正在努力統一全社會的努力，讓消防機構和警察等第一線應對者、市民團體和民眾定期合作。危機到來的時候才首次進行動員和協作是不明智的。」

立法者和軍事專家認為，政府長期以來對民防缺乏關注，因此像壯闊台灣聯盟這樣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許多台灣人對於早在日治時期就實施的官方民防系統一無所知。

「人們沒有意識到，台灣其實已經有民防的力量……當然，大多數參與者的年齡在50到70歲之間，每年4小時的訓練更像是在唱卡拉OK，但它們確實存在。」資訊共享非政府組織「開放知識基金會台灣」代表徐子涵（TH Schee）去年告訴《外交家》雜誌。

在台灣，民防由內政部及警政署管理。根據《民防法》，民防團隊分為多種類型——從縣市、公民營事業到百人以上學校、公司、工廠等團體——其任務是在「和平時期協助搶救重大災害、，維持地方治安」，並在「戰時處理防空疏散和避難，支援軍事任務」。

烏克蘭專家、國防安全研究院訪問研究員波伊塔（Yuri Poita）指出，戰爭時期權力去中心化可以讓地方政府、當局和民眾有更多的空間採取行動，並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做出反應。

「以烏克蘭為例，全國大約有25個民防旅，每個旅皆與烏克蘭的特定地區相連，使國防部隊更加靈活……在戰時，很多東西都可能被摧毀或破壞，因此國防部隊應該更加靈活，減少對最高指揮部命令的依賴。」波伊塔說道。

雖然台灣的民防結構也有進行權力分配，但專家認為這項設計的監督十分寬鬆，儘管民防部隊應接受內政部和地方政府的嚴格訓練，報告顯示這項標準並未達到。

台灣基進去（2023）年9月的調查發現，地方政府指定用於民防的資金中，只有一小部分用於培訓。2020年至2022年間，台北市每年撥款2468萬新台幣用於民防，其中只有102萬新台幣（佔4%）用於培訓志願者，其餘都用於年終宴會和特殊聚會等社交活動。

此外調查還發現，台中市、高雄市和宜蘭縣分別僅將民防預算的2％、10％和13％用於培訓。民進黨立委林靜儀去年接受媒體訪問時就表示：「我們越深入瞭解台灣的民防準備,對準備程度就越缺乏信心。」

另一個問題是缺乏每個縣市所需民防人員數量的標準。因此，台北市民防部隊有7000名志願者，而面積是台北四倍的桃園市卻只有2500名志願者。

事實上，《民防法》和內政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條文中，除了明定民防人員在戰時支援軍隊，並在和平時期幫助人民應對災害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指導。

不過，吳怡農及其團隊並不指望政府加大力度，他分析：「台灣的公眾領導人需要明白，公民社會的參與和賦權是民防轉型的關鍵……如果我們建立信任和夥伴關係，而不是更多的政府項目，並把重點放在指揮和控制上，我們會做得更好。」

壯闊台灣聯盟的教官都是具有實戰經驗、面對危機情況擁有洞察力的現役急救人員。「透過專業人士和志工的定期培訓和相互學習，我們建立了在任何危機中必不可少的聯繫、信任和信心，」吳怡農說。

他強調，「目前台灣每1500名民眾就有一名消防員，全國上下大約有1.6萬人。」當救援服務被延誤時，民眾能否採取行動至關重要。

2023年，壯闊台灣聯盟達到了一個里程碑。該組織正式培訓的民眾人數達到1萬人，另也有數千人報名參加未來的課程。聯盟很快也會公開其培訓手冊，以幫助各組織獨立培訓員工。「沒有什麼比投資人民的安全和保障，更能說明我對民防事務的關心了。」吳怡農表示。

心理戰的博弈

另一個對台灣民防的主要貢獻者是非營利民防訓練組織「黑熊學院」。在聯華電子創辦人曹興誠的慷慨捐贈下，該組織於2022年開始提供民防培訓課程。

去年，黑熊學院培訓了3.5萬人，並透過媒體宣傳、出版物和社交媒體與1200萬人進行了互動。 該學院課程涵蓋了急救、戰區內外如何尋求庇護、媒體素養以及開源情報，和網路安全培訓等主題。

「對中國來說，最好的策略是買下台灣，或是讓民眾相信台灣無從抵抗且只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從而贏得這場心理戰，」黑熊學院執行長朱福銘說。

批判性思考對國家的韌性至關重要。黑熊學院品牌經理黃庭安提到，2019年中國當局在台灣社交媒體上湧入2萬帳號，每天發布1500條關於台灣空氣污染的討論，聲稱台灣「腐敗」的能源公司是空氣品質低落的元兇，且無法修復。

這些指控讓許多相信資訊的民眾感到非常不安，並引發了環保組織對政府的強烈抗議。由此可知，這些爭議及陰謀論顯然損害了台灣的形象。

不實資訊的散播可能嚴重損害社會穩定，波伊塔警告同樣類型的活動也可能破壞台灣的國家安全，例如製造對武裝部隊的負面看法。

波伊塔表示：「中國可以利用政治宣傳、錯誤資訊或造假資訊來試圖製造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隔閡，而這正是俄羅斯對烏克蘭使用的手段。」

最初黑熊學院的課程是基於區分朋友和敵人的重要性。 「現在它正在演變成一門心理學課程，因為我認為中國正在試圖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影響我們，即試圖削弱台灣人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的實體的認同感。」

黑熊學院同時也舉辦許多線下宣傳活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每月在多個地點舉行的民防主題兒童博覽會，每次約有1萬人參加。透過學院設計的遊戲，孩子們練習急救、記住關於自己和父母的重要資訊，以引導警察在緊急情況下找到他們，並學會聽到警報聲後的應對方式。

此外，黑熊學院也透過銷售相關產品，支持了民防生態系統的擴展。「我們致力於在台灣生產個人急救用品、衛生用品、食物來源和濾水產品，當然也希望這份努力不僅限於台灣。」此外，透過行銷努力和參加貿易展覽來拓展黑熊學院的客戶群，進一步傳播民防重要性的一種方式。

另一種大多數台灣人甚至沒有意識到的群體，也可以協助加強民防。波伊塔指出數十名台灣人作為志願者參加了烏克蘭戰爭，其中一位名叫曾聖光的志願者，甚至在戰死沙場。

志願者對戰爭的殘酷現實的深刻認識，是學者和學校教師所缺乏的，特別是考慮到現今的戰爭型態與幾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這些志願者回台灣後告訴我，幾乎沒有人對他們的經歷感興趣。」波伊塔說。「台灣似乎沒有百分之百地利用這個機會。」

這些志願者從第一手經驗中學到的實際教訓，包括科技對於建立更有效的國防至關重要——對於民防來說，了解如何操作無人機，幾乎與尋找庇護所和學習急救一樣重要。

「人工智慧被整合到無人機中，使它們更加聰明，更能抵禦干擾性的攻擊……人們對正確操作這些無人機的需求很大。不僅要會使用，還要會組裝。」波伊塔表示，無論是透過技術發展、培訓課程，或是促進批判性思考，讓大眾參與國防工作都將有助於民眾感受到與台灣及其國防系統的連結。

「每個人彼此之間總會有些不同意見，」吳怡農說道，「但我希望集體民防的努力，能提醒大家我們是一體的，這是我們實現國家安全和繁榮未來的最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