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台灣的預期壽命與嬰兒死亡率落後其他鄰國，但進一步觀察數據後，可發現背後牽涉複雜因素，通報措施調整與社會現象都是原因。
觀察預期壽命與嬰兒死亡率，台灣有愈來愈落後日本與韓國等鄰國的趨勢。2022年，台灣每千名嬰兒（1歲或以下）有4.4人死亡，比日本高出一倍。此外，台灣民眾的平均預期壽命達79.8歲，亦約比日本與韓國少4歲。
根據內政部數據，台灣的預期壽命在2020年達到81.3歲的高點，2022年受到疫情影響而降低到79.8歲，其中男性是76.6歲，女性是83.3歲。反觀日本與韓國，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數據，兩者在2021年的預期壽命約為84歲。
以居住地來分，台灣的預期壽命大幅分歧。台北市的平均壽命最高，達83.8歲，接近南韓與日本；新北市緊接在後，平均壽命為81.3歲；台南市小幅落後，達80.1歲；高雄則為79.7歲。台灣22個縣市當中，台東縣的預期壽命最低，達76.5歲。
針對各地壽命的差異，台北榮總副院長李偉強提出幾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壽命與運動的關聯性。跟一般認知不同的是，研究發現台北人的運動次數與時間多出雲林與台東等地，但後者許多人可能以務農為業。李指出，另一個關鍵是醫療服務管道。
「早期發現與早期治療是黃金準則。」他說：「高社經族群願意、也有能力投資在這類行為。」
台大醫院老年醫學部主任詹鼎正亦有同感，他指出台灣近半數醫學中心（最高層級的醫院）集中在北部，台北還有大眾交通運輸便利的優勢。專家表示，倘若大眾交通服務不夠頻繁，可能造成鄉村民眾緊急就醫不便，最終導致平均壽命降低。
此外，詹鼎正分析，高雄的平均壽命低於台南，是因為台南屬於小而美的城市，民眾更容易就醫。
針對台灣預期壽命低於鄰國，李偉強與詹鼎正兩人都認為，主因出在政府的醫療保健投資較低。無獨有偶，美國商會《2023台灣白皮書》亦指出，儘管台灣已在2018年定位為已開發經濟體，但在醫療保健的投資力道遠不及其他已開發國家。2022年，台灣的醫療保健支出僅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6.6%，低於日本的10.9%與南韓的9.7%。
李提到著名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在2020年發表的全民健康覆蓋率排名，其中，日本名列第一，南韓排名18，而台灣僅位居37。
擔任台灣美國商會公共衛生委員會共同主席的台灣吉立亞總經理彭國書，肯定台灣健保制度之餘，亦指出政府編列預算時，以民眾滿意度為主要考量，但民眾最在乎的是健保費用多寡。「政府並沒有真的關注健康成效指標。」他說，。
彭國書強調加強各類疾病篩檢的重要性。比方說，《台灣白皮書》指出，礙於資金不足，供65歲以上民眾施打的肺炎鏈球菌疫苗供應嚴重遞延。資誠亦有報告提出，台灣的新藥等待期大幅落後日本，平均達729天，癌症相關藥物更高達783天，主因在於新藥必須先向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藥證，再納入健保給付與訂定價格，過程冗長。
此外，台灣的平均「失能調整人年」（因為健康不佳、殘疾或提早死亡所失去的年數）亦逐漸增加，2020年達8年。「也就是說，如果你活到80歲，人生有10%的時間並不健康。」彭國書說。
他亦指出，最反對提高健保保費的聲音往往不是民眾，而是企業主，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員工的健保保費有60%由公司負擔、員工自負30%、政府補助10%。
「如何教育企業主，請企業支持調漲保費，是很重要的課題。」彭國書說，美國商會等機構可以向成員企業推廣保費調漲的潛在好處，「這樣可以投資健康、增加收入、提升生活品質，對人生與經驗有正面影響」。
數字遊戲
儘管台灣的嬰兒死亡率仍是一大社會議題，但細究死亡通報的方式，可以發現情況並不如新聞報導嚴峻。
嬰兒死亡率是指每年每千名活產兒在1歲前死亡的人數，台灣在2022年達4.4人，被國內媒體大肆報導為14年來新高。相較之下，根據世界銀行的嬰兒死亡率數據，日本與南韓分別為2人與3人，而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美國的嬰兒死亡率為5.4人。
嬰兒死亡率還涵蓋新生兒死亡率，亦即出生後未滿28天的嬰兒。台灣每千名活產兒當中，就有2.8名新生兒死亡，達15年新高。相較之下，南韓為1.4人，日本為0.8人。多年來，台灣的新生兒死亡率亦呈現令人不解的趨勢，1996年達3.5人，2014年降至2.2人的歷史新低，在2022年又增至2.8人。
趨勢之所以上升，主要跟通報方式有關。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教授呂宗學在一篇論文中指出，新生兒醫療護理技術持續進步，降低了醫生幫助嬰兒存活的門檻。在過去，倘若懷孕不到22週或胎兒體重不及500克，醫生往往會放棄搶救。現在有許多醫學中心會設法「配合家屬」搶救這些新生兒，呂寫道。
呂宗學亦指出，前總統馬英九在2011年將台灣的低出生率視為國安問題，之後許多地方機構開始推出各種生育津貼，職場也提供育嬰假。台灣的相關法規亦轉趨嚴格，現在將活產兒定義為能呼吸或顯示生命現象的胎兒，不論懷孕期長短。
也就是說，即使產下、甚至流失先天性畸形胎兒，或是新生兒體重極輕、有時無法存活一天，許多母親仍可申請出生證明領取津貼。即使家長決定不搶救異常胎兒，但只要胎兒有生命跡象，還是能申請出生證明。影響所及，現在通報的活產兒比以前多。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小兒科主任周弘傑表示，台灣的婦產科醫生對這些發展覺得矛盾。根據政府嚴格指示，倘若胎兒有呼吸或心跳等任何生命現象，醫生必須認定是活產兒。醫生也知道，有些父母親要求出生證明，是為了領取津貼。
「我們在台灣有道德衝突。」周弘傑說。台灣衛生福利部回覆本刊時指出，倘若排除體重不及500公克與妊娠不到22週的活產兒，台灣的嬰兒死亡率為3.4人，而非4.4人。
人口因素
除了統計數據通報稍有誤導之外，台灣女性生育年齡遠高於數十年前，亦是嬰兒死亡率攀升的主因。許多女性延後生育，選擇持續耕耘職場、改善經濟狀況，為日後養兒育女做準備，但高齡產婦生出的孩子發生先天性畸形或低出生體重的機率更高。
「以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年紀愈大，生出健康寶寶的機率愈低。」長庚兒童醫學中心新生兒加護病房主任林瑞瑩說。高齡產婦更可能嘗試試管嬰兒，因此增加早產與新生兒體重不足的風險。
林瑞瑩指出，台灣的嬰兒死亡率雖然較高，但也可能反映出台灣在女性主義的進展勝過日本與南韓。「相較於日本與韓國，台灣女性在職場更有機會發展。」她說：「她們專心經營事業，因此常常延後生育，證據很明顯。」
台大醫院的周弘傑說，2021年，台灣女性在36歲到41歲生育的比重高達31.6%。相較之下，英國女性在35歲到39歲生育的比重為15.7%，瑞典則占17.7%，顯示台灣女性比西方國家女性更願意當高齡產婦。
批評人士指出，台灣的高嬰兒死亡率亦突顯出，政府在醫療保健的投資力道仍嫌不足，且給予高齡產婦的照護仍有改善空間。「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相關照顧。」周弘傑說：「政府應該多關注這一方面。」
專家亦指出，台灣的醫療資源（例如醫院與小兒科醫生）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台北。台北榮總副院長李偉強說，花東地區的小兒科醫生人數比西部都會區少。「鄉村地區的新生兒專家不足。」李說：「政府有必要加強投資。」
參與中華民國兒童健康聯盟的心臟病兒童基金會董事長呂鴻基說，該聯盟已經致函行政院，懇請政府成立國家層級的家庭和兒童專責政府機構。
文中舉出其他國家的例子，包括美國的兒童與家庭行政局（Administration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隸屬於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日本的兒童家庭廳則在今年四月上路，旨在因應低出生率與學校罷凌等各種議題。美國亦設有倡導兒童權益的州級監察員辦公室。相較之下，台灣並沒有針對兒童的監察員。兒童健康聯盟在信中亦指出，內政部曾在1999年成立兒童局，但已在2013年走入歷史。
呂鴻基認為，專責機構可利用資源追蹤懷孕婦女的健康狀況，進一步瞭解嬰兒死亡率，並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援。「兒童沒有投票權，因此不被重視。」他說。
衛生福利部向本刊表示，台灣政府近年已採行新措施，提供更多協助給孕產婦。「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即是一例，在2021年上路，預計在2024年擴大施行。該計畫有助於鎖定高風險孕產婦，亦包括低出生體重兒的居家照顧服務、增加醫生問診次數、加強監測嬰兒返家後的健康狀況。目前已有76家醫院加入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