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重大的人口轉型趨勢，台灣必須擬定新的因應策略，以期為民眾健康把關，同時維持經濟運作無虞。
過去幾個世代，台灣經歷根深蒂固的經濟與社會變遷，生育率（育齡婦女的人均活產數）隨著大幅降低，1951年達7人，到了2023年僅剩1.09人，在全球名列倒數幾名。在生育率低落與壽命延長的背景下，高齡人口的比重出現大幅成長，65歲以上族群的比重在1950年代為2.5%，但在2023年已高達17.6%。
台灣預計在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亦即至少兩成人口的年齡在65歲以上，到2060年預計更高達41%。但這個問題並非台灣才有；在2025年前即將成為超高齡社會的國家還有日本、義大利、葡萄牙、芬蘭、法國與希臘，這些國家為了因應人口老化趨勢，無不窮於執行與資助眾多相關政策。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的預估，台灣的撫養人口（包括兒童與65歲以上人口）比重在2030年前將達53.2%，在2060年前將多於工作人口。撫養這兩類依賴人口將是一大沉重考驗。勞動人口由年輕世代與高齡族群平衡組成，是經濟長期發展的關鍵。如今隨著這個平衡傾向銀髮族，除了生產力打折之外，高齡人口的醫療保健需求亦會增加。
儘管如此，高齡化也為部分產業帶來利多，包括醫療、長期照護、住宅、服務，甚至是機器人技術。所謂的「照護經濟」結合兩個層面，一為專業人員的有償工作，一為病患與家人的無償努力，共同促進「健康」，亦即一個愈來愈可以量化的概念。
台灣政府去年調升2至未滿5歲育兒津貼，從每個月3,500元（下指新台幣）增至5,000元，並推出支薪產假與生育獎勵金新制，但出生率預計持續下滑。這股趨勢的原因眾多，例如育兒成本高昂，以及公私立托兒所的缺額極少。加上結婚率下降、延後生育，而且年輕世代不再渴望教養小孩，反而把它看成經濟負擔（尤其現在居住與教育成本快速增加、薪資停滯、工作時間又長），導致台灣的出生率易降難升。有鑑於此，如何讓熟齡民眾保持活躍與健康的生活，不但成為社會議題，亦是經濟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延後或減緩伴隨老年而來的阿茲海默症與其他退化性大腦疾病，維持心智活躍是關鍵之一。為此，教育部於2006年發表《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提出主動學習的六大原則，包括資源整合與分享、本土化與社區化、社會參與、專業化。
台灣各地設有數千個樂齡教室，提供裨益心理健康、認知功能與社會融入的終身學習。許多課程由空中大學舉辦，民眾不分年齡都可上課，彼此互動合作。
為了鼓勵長者持續參與社會，台灣亦推廣熟齡職業訓練課程，有助於貢獻經濟，延長工作年限、減輕社會負擔、促進整體健康。
要切實因應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還可以鬆綁移民法規，讓更多外籍人士遷往台灣，加入勞動力。為此，台灣必須調整「就業金卡」(外籍專業人才的特殊簽證)，並開放更多工作機會給外籍人士（見本期移民報導文章）。
觀感與成效
但許多人認為，人口老化衝擊原已負擔沉重的醫療保健制度，才是最大的課題。台灣健保支出的平均年增率通常高於國民所得，支出力道在過去10年大幅成長。根據健保數據，預算從2002年約3,200億元增至2023年的8,300億元。
儘管增幅看似龐大，但醫療保健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僅小幅增加，2002年為5.5%，2022年只增至6.1%。相較之下，美國達16.8%、日本達10.9%、南韓達9.7%。
儘管比重偏低，但台灣醫療保健制度在2019年到2023年連續在線上資料庫網站NUMBEO連續排名全球第一，原因包括醫護人員訓練有素、擁有現代化設施、民眾滿意度約九成。但如果調查對象是長照病患，滿意度可能就不同了，因為大多數民眾的身體相對健康，不必仰賴健保制度。也就是說，整體滿意度高，未必代表醫療成效佳。
「台灣在篩檢和早期發現很多都做得很好。」擔任台灣美國商會公共衛生委員會共同主席的台灣吉立亞總經理彭國書說：「但儘管如此，我們的健康成效卻沒有鄰近國家好，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根據內政部數據，台灣的平均壽命多年來已大幅增加，1951年為54.9歲，2022年來到80.9歲。儘管增加的幅度有目共睹，但平均壽命仍舊低於南韓(83.4歲)與亞洲最長壽的日本(84.6歲)。
在癌症篩檢與治療成效方面，台灣亦落後南韓。2022年，台灣的癌症死亡率達每10萬人口222.7人，年增率達1.2%，人數遠多於南韓的157.4人。篩檢是抗癌的第一道防線，但台灣在這方面也乏善可陳。儘管全台各地有上百台乳癌篩檢巡迴車，但2022年篩檢率只有40%，遠低於南韓的66%。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IRPMA）委託資誠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調查的《2023台灣健康投資報告》，於八月出爐，結果進一步顯示，台灣的醫療保健支出低於鄰國。報告追蹤台灣的醫療保健支出，並與幾個國家比較，焦點集中在日本。
這份報告指出，日本政府透過一般稅收的途徑補助醫療保險制度，藉此提升社會安全，反觀台灣政府對健保的支出預算主要限用於保費，而且與被保險人及雇主分攤。此外，日本針對7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設有介護保險制度，提供特定而資源密集度高的手術與藥物，例如復健與安寧療護等。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強制醫療保險支出占GDP的3.4%，低於南韓的4.3%，更遠遠落後日本的8.3%。
仍有投資空間
台灣的醫療保健支出受限於所謂的「總額支付制度」，亦即醫事服務提供者針對所有醫療服務項目協商後，在特定時期收到固定總額。在這套制度下，醫事服務提供者超過總額限制後，必須控管成本，同時維持醫療品質，有利於鼓勵降低醫療浪費與側重預防。台灣的健保預算總額由健保署與醫界代表協商。
「總額支付制度提供保障之餘，也形成諸多限制，不易在市場推出新產品與新技術。」跨國醫療保健公司百特國際的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黃家駒說：「政府有責任提供醫療服務給病患，這點無庸置疑。但如果病患願意多付錢買更好的產品照顧健康，也應該有機會多方考量而做出選擇。」
另一位熟悉這項議題的產業人士指出，政府應該盡快落實兩項措施：一是增加整體醫療保健支出，一是加碼投資有助於改善生活品質與減緩照護者負擔的新型療法。「我們要超前部署，讓青壯年人口在超高齡社會的負擔不會太沉重，維持生產力，因為這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他說。
「政府領導人應該明確承諾增加醫療保健支出，同時提出清楚的策略、執行計畫與時間表。」該產業人士補充說：「蔡總統應該把這項承諾視為國家層級的策略政策計畫。」
吉立亞總經理彭國書指出，政府應該擔任推手，翻轉醫療保健的觀念，不把它看成是負擔，而是一項能夠提升生產力的重要投資。但他強調，要改善台灣民眾的健康成效，也非常仰賴公私部門合作的貢獻。
台灣輝瑞總裁葉素秋深有同感，她說：「所有利害關係人都有必要知道投資健康的長期好處，也要展現健康醫療投資的正面影響。」她亦認為，把醫療保健看成投資而非成本，需要從多方面著手，包括調整政策與加強民眾宣導。
要轉變這個觀念，政府、醫療保健專業人士、社區領導人、病患與產業必須共同合作，形塑未來政策，從政策面將醫療保健視為策略性投資。邱說，政策目標亦須涵蓋更廣泛的層面，包括平均壽命、癌症存活率、生活品質、身心健康與其他結果。她建議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直接向行政院負責，藉此促進政府各部會機關的合作。
另一個關鍵是納入數位健康措施。健保署署長石崇良在五月向美國商會成員企業演講時強調，該署全心投入健康照護的數位轉型。其中正在推行的措施是，將醫院體系連結到中央政府，以期提高醫療照護過程的效率，同時促進資訊分享。
百特國際總經理黃家駒說，他雖然樂見這些發展，但醫療照護的數位轉型應該更進一步，納入有利於遠端治療與監測的新型產品與服務。他指出，台灣政府在疫情期間推行幾項居家醫療措施，雖然累積許多成功案例，但後來卻隨著疫情消退而退場。
「在很多情況中，居家治療可以、也應該是第一選項。」他說：「透過像遠端病患監護這樣的數位措施，可以確保病患能夠在家安全接受治療，又不必暴露在醫院的感染風險。此外，這樣還能降低醫療保健體系的負擔。」
然而，這些措施需要改變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給付制度。台灣的醫療專業人員面對面看診才能獲得給付，目前並無給付遠端醫療服務的機制。為了推動數位醫療，黃家駒建議成立專責聯絡窗口，除了協助克服相關考驗，也能簡化相關計畫。
「解方不能只靠衛福部，還要數位發展部與食品藥物管理署的配合。」黃說：「這是跨部門的工作。如果能有單一窗口協助推動數位醫療與試辦計畫，就能鼓勵產業與醫療院所合作，撥出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