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台灣的外籍身心障礙者不僅面臨歧視，相關福利的管道亦有限，因此社運人士與非營利組織發起行動，爭取平權與認同。
7月某天，國營媒體TaiwanPlus播出一則4分鐘的新聞專題，讓觀眾看了無不動容，在推特上深受迴響。專題標題為「外籍人士爭取身障平權」，聚焦在長住台灣的英國籍企業顧問白定能（Michael Boyden）。他在4年前被診斷出罹患非典型帕金森式症（atypical parkinsonism），這種病症會攻擊患者的大腦與神經系統，病程比一般帕金森氏症更快。
影片中，白定能躺在床上，無法行動或說話，必須靠台灣籍妻子侯凱蒂（Katy Ho；音譯）照料。只見她拿靠枕支撐白的身體，用注射器餵食，隨後小心翼翼把他搬到輪椅，輕輕往他的臉頰一親。她強忍住淚水，說白從1989年遷居來台，卻因為不是台灣人而無法申請身心障礙福利。就醫不便、醫療設備沒有補助、無法申請喘息服務，都為他們家人帶來沉重壓力。
除了白定能之外，社運人士還提出許多類似案例，為台灣的外籍身心障礙者爭取權利。這樣的訴求正逢台灣積極勾勒就業願景之際。為了緩解人力迅速減少的問題，台灣計畫在未來10年引進40萬名外籍人才。
然而，有些政策對外籍人士存在差別待遇，例如無法取得身心障礙服務，或針對某些醫療保健措施設限，都會讓有意搬到台灣的外籍人士不知如何解讀。比方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國中女學生全面公費接種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但外籍人士的女兒卻不符合資格。
推廣台灣國際化的非營利組織台灣全球連結發展協會（Crossroads），是倡導身心障礙平權的領頭羊機構。
「我們很驚訝，台灣理應是重視人權的國家，又是民主模範生，竟然對移民的對待卻有這麼大的疏漏，尤其有些人在這裡已經納稅10幾、20年了。」協會秘書長張代偉說。
問題就出在，在台灣要取得身心障礙服務，必須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這是你的通行證與身份，可以證明你是身心障礙者。」張說：「少了這項證明，就無法正式享有服務。就算你坐了輪椅，明顯身障，還是不符合法律的認定。」
身心障礙證明由戶政事務所核發，因此只開放台灣民眾申請，唯一的例外是日籍人士。約在20年前，在日本的台灣人得以免費取得當地的身心障礙服務，但在台日籍人士卻沒有同樣的權益，因此向台灣抗議不公平待遇。Crossroads常務理事陳怡光指出，如今日籍身心障礙者只要到居住地戶政事務所，繳交證明符合資格的行政先例（Executive Precedent），就能取得身心障礙證明。
陳說，台灣也能提供同樣權益給所有外籍人士，而不必通過新法或改革舊法，「相關法規並沒有提到是否納入或排除外籍人士，因此衛福部可以自行決定。」
今年3月，Crossroads發起一項宣導活動，呼籲給予外籍人士同等的身心障礙福利。隨後這幾個月，衛福部已開始考慮給予身心障礙證明給外籍人士，前提是台灣民眾在對方國家也能取得身心障礙證明。陳怡光說，當初對在台日籍人士的決定相對簡單，因為日本跟台灣一樣，也採用身心障礙證明系統，易於執行互惠原則。
但對於證明系統迥異於台灣的國家，互惠的界定相對複雜。陳說，衛福部與數十國交涉時，堅持取得身心障礙權益的細節，反而造成協商停滯，遲遲無法解決問題。儘管如此，Crossroads已成功遊說立法委員，在5月通過的社會福利基本法納入相關附件，給予衛福部6個月的時間解決互惠議題。
「有關部會亦提議修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將於秋季會期審議。」陳說。倘若修正案順利通過，在台居住至少10年的外籍人士將有資格申請身心障礙證明。
爭取認同大不易
從加拿大來台經商、倡導身心障礙權益的馬凱莉（Carrie Kellenberger），與Crossroads合作發起身心障礙福利平權活動。她與夫婿自2006年便住在台灣，這幾十年來，她病痛纏身，患有脊椎關節炎與纖維肌痛症（一種造成疼痛與倦怠的慢性病）等病症，因此常常只能坐在輪椅，先生成了她的全職照護者。
馬凱莉說，拿到身心障礙證明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首先，她這樣就能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證。少了停車證，每次到醫院都是壓力，因為車停在人潮來來往往的大門口，她要費力下車、坐上輪椅，然後等先生去停車。
身心障礙者證明也會補助輪椅等醫療設備。「對長期病痛的身心障礙者而言，不管住在哪個國家，相關支出都非常高昂，但在台灣特別嚴重，因為什麼東西都需要自己掏腰包，像是電動代步車、止痛藥、長時間看病的停車費、無障礙計程車從400元起跳……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馬凱莉說。
但錢不是唯一的問題。外籍身心障礙者提到，就算他們住在台灣多年，納稅貢獻台灣經濟，但制度面的歧視讓他們覺得被忽略或有如隱形人。
來自南非、創辦台灣創業家聚會（Taiwan Impact Entrepreneurs）的克拉克（Andrew Klerck），認為這種歧視很污辱人。「讓人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失明逾10年的克拉克說：「受到這樣的對待，有時會影響你的精神狀態。」
克拉克在2005年來台，斷斷續續在台灣住了8年，他點出沒有身心障礙證明的荒謬之處，例如他家附近有個繁忙的十字路口，相關單位卻無法安裝盲人輔助裝置。此外，克拉克在台灣一家盲人非營利組織擔任志工，針對輔助科技為視障朋友演講，但自己卻因為沒有身心障礙者證明，而無法參與同一家組織的其他課程。
馬凱利說，如果能拿到身心障礙證明，也代表政府正式承認她的病症與生活難題。「台灣是我的家。我希望政府能明白這點，看到我們這些人的貢獻，也看到我們此刻很需要協助。」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簽署《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與《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儘管如此，Crossroads的陳怡光強調，台灣已頒布相關法律，指出會遵守公約規定。
「也就是說，我們表明要成為尊重人權的國家、要照顧每一個人。」他說：「國際公約國內法化，效力跟立法院制訂的法律一樣，所以衛福部的現行做法是違反法規。」
排除在外的成本
提供身心障礙服務給外籍人士勢必要動用經費，但不提供也會為整體社會帶來其他成本。「重點不只是久病患者或身心障礙者而已。」克拉克說。「他們的家人很多都是台灣人」，面臨龐大的財務與情緒壓力。
如果無法取得服務，外籍身心障礙者與他們的配偶可能減少工作量、甚至辭職。
張代偉說，將外籍人士排除在身心障礙福利保障之外，會帶來長期後續影響，Crossroads正在呼籲政府三思。「身心障礙者如果得不到支援、被制度忽視和拒絕，病情只會愈來愈糟糕，最後增加健保體系的成本，因為政府不願意照顧弱勢族群。」
但這個觀念有待跟一般大眾溝通。針對移民編列預算，往往觸動政治敏感神經。政治人物有選票顧慮，可能不願意發起吃力不討好的變革。
殷鑑不遠，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在2017年試辦補助外籍人士取得「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藉此防止愛滋病毒傳播，但遲遲無法得到核准。疾管署慢性傳染病組副組長詹珮君醫生說，儘管多數外籍人士也是納稅義務人，但這項計畫卻遭到民眾強烈反對，不願意政府花錢在外國人身上。
約在同時，社會保守勢力崛起，反對同婚合法化。「有人反對同婚，說這樣會把愛滋病毒帶來台灣。」詹醫師說。在2015年2月修法之前，外國人如果希望來台工作或讀書，甚至必須事先檢驗愛滋病毒，陽性者會遭驅除出境或拒絕入境。
到了2017年，同婚議題引發高度爭議，詹醫師的慢性傳染病組只好暫緩PrEP試辦計畫一年，直到2018年第3季才再度啟動，結果成功降低感染病例。
台灣的愛滋感染者能夠免費接受反轉錄病毒療法（ART），但外籍人士前兩年必須自費，第三年才由健保開始給付，但外籍人士若與台灣民眾有健保，理論上應該享有一樣的健保服務。根據健康宣導組織台灣新滋識同盟（HIV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aiwan），自費愛滋療法每個月平均要13,200元。
詹醫師指出，ART與PrEP都有助於大幅降低台灣的愛滋感染率。「抗愛滋藥物不僅可以幫助患者，也能降低病毒傳播與減輕健保負擔，因為病患能夠減輕病況。」她說。2022年，台灣新增愛滋病例達1,069人，低於2017年的2,503人。
詹醫師說，台灣正在朝全面提供抗愛滋藥物給外籍人士的方向努力。身心障礙權益卻並非如此。許多外籍身心障礙者說，這樣的歧視讓他們反省來台定居的決定。
美國籍的哈特（Meagunn Hart）在2009年與丈夫搬遷來台，兩歲女兒患有腦性麻痺。她的女兒雖然在台灣出生，卻不是台灣公民，因此無法申請居家照顧人員、取得矯正器補助，或就讀招收身心障礙者的幼兒園。
哈特說，因為女兒沒有身心障礙證明，醫院甚至無法向家長說明哪裡可以取得矯正器。每副輔具要價4千到6千元不等；小孩愈長愈大，輔具也要定期更換。倘若情況沒有改善，他們可能不得不舉家搬離台灣。
「我女兒在這裡土生土長。」哈特說：「可以說是台灣人了，就算沒有公民資格，但這裡是她的家。現在情況還不明顯，但等她愈長愈大，就會開始注意到她受到不同的待遇。因為她的身體障礙，每個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他，但她又得不到台灣人應有的權益，所以會受到更不一樣的對待，等於是遭到雙重排斥，到時我們家可能只好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