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增加的醫療需求與新冠疫情，皆帶動遠距醫療發展。台灣臨床醫師與企業家，為了盡可能協助需要的族群，正努力的對抗官僚壁壘。
本文章譯本由關鍵評論網提供
當台灣在2021年春天提升至三級防疫措施、接近全面封鎖時，學校輔導老師和學生們的聯絡被突然中斷。其中不少人嘗試利用所謂「遠距諮詢」的方式，與學生保持聯繫。
在2019年《心理師法》一項修正案制定相關方針以來，遠距諮詢——也就是透過電話或視訊進行諮詢——就已合法。不過，一位在台北執業的心理師羅明榮 指出，學校輔導老師究竟該由衛福部為主管機關的《心理師法》還是教育部監管，一直都存在模糊地帶：
「我們處在兩者之間，只能靠有限的方式和學生連繫、確保他們安全。如果今天學生沒接電話，要聯絡上他們真的很困難，聯絡方法的侷限性太高，連帶影響我們和學生的關係。」
2021年7月，教育部發布根據《學生輔導法》制定的遠距輔導指南。此舉讓在教育體系中工作、遵守《心理師法》的職業諮詢師與臨床心理師相當困惑。諮詢師們表示，這場由複雜官僚主義與法律規範構成的遠距醫療風暴，讓他們無法接觸最需要協助的人，也阻擋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潛力。
在疫情肆虐前，台灣的遠距醫療僅限於離島或偏鄉。不過隨居家/檢疫所隔離人數漸增，為確診者進行的遠距診療行為也暫時合法化。
在衛福部2019年導入遠程醫療原則之前，相關部會並沒有明確的遠距醫療規範或指南。對諮詢師與心理師來說，政府部門關注遠距醫療與諮詢似乎是一項勝利，他們多年來也一直提倡讓台灣跟上遠距治療趨勢。
當然，法律也附帶著限制，而且在2020年進一步收緊。如今台灣20個縣市的遠距諮詢規範各不相同，但政府指導方針下的一些限制則適用於所有地區。
例如，未滿18歲，以及患有特定神經系統疾病（包括嚴重焦慮和憂鬱症）的患者無法進行遠距諮詢；診所還需要與醫療機構合作，確保必要時能迅速將患者轉診至相關機構。此外，所有希望提供遠距醫療的診所，都必須向當地衛生局提出詳細申請計劃。
諮詢師們稱這是一個冗長且繁複的過程，結果也不一定讓人滿意。此外，輔導員必須在辦公室，而非自宅進行遠距療程。批評者認為，這會讓醫師暴露在染疫風險中。
理律法律事務所負責醫療藥事與生命科學的牛豫燕律師表示：「我認為政府的態度是希望盡量限制和遠距醫療相關的事情，因為它有（不同的）限制。對神經失調與處在某些情況下的病患，政府認為他們應尋求精神科醫生的『治療』——診斷和處方，而非心理學家的協助。」
臨床心理學家和諮商師認為，儘管疫情期間的諮商需求不斷增加，但這些法律卻築起不必要的官僚障礙，阻止他們幫助最需要服務的患者。
對位於台南的元品心理診所來說，最大挫折之一，是限制患者年齡需在18歲以上。診所所長，同時是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主席的黃雅羚表示：「我們有很多病患是兒童或青少年，所以很難為他們提供協助，」
「（和某家醫學中心簽合約）確實對病患不利。因為他們有權選擇想去哪間醫院看診。另外還有資訊安全疑慮，我們不是資安專家，所以維護、建置都很困難。」
根據台灣媒體報導，在遠距諮詢規範上路兩年後的2021年，仍只有14家診所獲准提供服務。可能是因為來自於諮商心理師公會的壓力，以及疫情期間需求持續增長，這個數字在2022年增加到201間。審核通過的診所多集中在台北、台中等主要城市。
根據政府統計，南投、台東和金門各有一家診所提供遠距健康服務，連江縣（馬祖）和澎湖則沒有。
從業人員表示，不同地方法規導致各個縣市的服務有所差異。例如，部分縣市要求在遠距醫療開始前先進行一次面對面諮詢。 羅明榮表示，她和同事都傾向於將偏鄉地區的個案轉介到台南，因為台南是唯一在遠距醫療前不需面對面諮詢的直轄市。
補上照護缺口
在美、中等國，遠距醫療規模幾十年來一直持續擴大，而疫情肆虐不僅將患者和醫療人員限制在自家中，也增加了照護需求，整個行業呈現指數級成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在疫情第一年，全球憂鬱症和焦慮症盛行率就增加25%。
台灣也不例外。根據監察院數據，2021年精神科就診人數增加近11%，從2019年的131萬人次增加到2020年的145萬人次以上。全民健康保險統計資料也顯示，2020年約有13%國民因精神、行為或神經發展障礙疾病就醫。
除了遠距服務的法律障礙外，相關業者表示，台灣缺乏技術培訓和最佳實踐。不過，後兩者可以由民間企業、聯繫用戶與心理師的App來解決。
謝懿（是台灣的一位創業家，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可以讓患者更容易獲得諮詢，並減少接受治療帶來的負面情緒。他成立的平台「遠距抱抱」聯繫用戶與台灣14家醫療機構的輔導員和數百名人生導師，他們都是經過認證的輔導員或臨床心理師。
謝懿解釋：「還是有很多限制存在，特別是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他們不想被貼上病人的標籤。」這是在平台的月均5000名用戶之中，人生導師比傳統心理治療更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這類的App在美國受到批評。專家表示，例如像BetterHelp（聲稱為200萬用戶提供服務）這樣的遠距諮詢平台監管不力。有些人將這些App稱為「隱私噩夢」，因為它們不需要遵守《健康保險可攜與責任法》（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規範，也無須保護使用者資訊與隱私。
為保障大眾資料安全，台灣《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規定，除非法律明定，或履行法定義務或研究必要範圍內等，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病例、醫療等資訊。
不過，健保署對健康數據的使用仍是爭議話題。2022年8月，憲法法庭指出，允許某些政府機構和研究人員存取民眾健康資訊違憲。法庭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缺乏適當的獨立管理機制，且《全民健康保險法》並未明定健保署如何使用和儲存數據。
法庭要求健保署在三年內修正規範，讓民眾可以選擇拒絕第三方使用他們的個人資訊。
謝懿表示，因為隱私仍是台灣使用者關注的主要問題，「遠距抱抱」自願遵守《健康保險可攜與責任法》標準，且不會共享特定用戶數據。「我們非常關心隱私」，他說明：「我們可不想為了微薄利潤增加未來風險。」
儘管像「遠距抱抱」這樣的平台算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了一步，但它們仍然受到法律和產業仍不成熟的種種限制。現今，台灣多數活躍的遠距診療App仍由特定診所或機構專用。此外，理律的莊郁沁律師表示，部分醫生和心理師認為適當工具依舊缺乏，所以仍偏好面對面諮詢。
莊律師說明：「我認為問題在於政府並未放寬很多規定，因此民間企業開發相關工具的動機不大。從業界角度看來，只有在確保法律允許他們能提供這類服務後，才會有（投資遠距諮詢）的動力。」
不過，牛豫燕律師補充，部分平台在監管的灰色地帶蓬勃發展。舉例來說，一些宣傳人生導師或基本諮詢的服務（例如醫生檢查疹子，確定是否需要醫療）不屬於現有監管範圍。牛律師表示，在這些情況下，監察機構的評估會決定該服務的去留。
相關從業人員宣稱，擴大遠距醫療的唯一影響，就是讓服務更容易取得、藉此提升他們的工作能力，且能透過遠距醫療了解患者家庭環境。但要擴大發展，政府機關、心理健康專家和民間企業間需要加強合作。
「決定如何規範遠距療程的人是醫生、博士，但不是心理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喬虹表示：「諮商心理師公會沒有被充分知會，且沒有參與討論的完整權力。他們覺得制定更多法規可以保障患者權利，但這實際上限制了我們能提供的協助。」
自2019年遠距諮詢法規首次實施以來，諮商心理師公會不斷倡導對法規進行調整。目前為止，他們的努力取得部分成果，包括獲准進行遠距治療診所數量的快速成長，但公會希望看到更多進展。
2022年6月，監察院在諮詢全台身心健康從業人員後得出結論，認為《心理師法》修正案「對心理師執業的專業判斷，以及保護人民權益具有重大爭議和影響」，並敦促對該案進行通盤審查。諮商心理師公會成員希望審查能帶來對《心理師法》的進一步修訂，例如放寬申請流程與更統一的全國性法規。
「是該由下往上檢視，並了解我們領域已經發展出的創新和可能性了。而且我覺得政府應該更傾聽專業聲音、我們付出的精力還有建議，來持續推動發展。」
截至文章刊出前，衛福部並未針對詢問給予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