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企業向來是出了名的工作時間長、工作與生活界線不分，但如今企業心態逐漸轉變，開始重視員工的心理健康。

觀察全球工時長度調查，台灣常常排名前段班。根據台灣勞動部2020年工時統計，台灣在40個國家當中位居第四，而賓州大學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同年的統計數據則顯示，台灣在66國當中名列第16。撇開確切排名，台灣的工時高於許多已開發國家，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工時並非衡量職場壓力的唯一指標，但如果再加上根深蒂固的文化規範，也就是強調工作責任制，恐怕為台灣企業員工的心理健康蒙上一層陰影。此外，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職場環境並未受到疫情大幅衝擊，但醫療保健專家指出，疫情形成不安全感，可能加深員工與管理層的壓力。 

「疫情為很多人帶來沉重壓力，方式各有不同。」天力亞太顧問台灣分公司董事總經理蔡宜樺說。天力亞太顧問以「企業領導力與變革」為宗旨，為企業員工與管理層提供輔導與諮詢服務。 

「疫情不只是影響員工需不需要在家上班。」她說：「有些人別無選擇，自然會產生壓力。有些人則是擔心染疫、經濟景氣、個人前途等等。」 

對從事心理健康領域的工作者、顧問與政府機關而言，客戶對生活往往存在不確定感，以及伴隨而來的焦慮情緒，這些感受因為疫情而更加嚴重。 

「因為疫情與景氣的關係，有些企業必須調整營運結構。」蔡宜樺說：「管理層與員工都會感到壓力，因為結構重整可能代表他們沒了工作，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怕自己會受到影響，就算這個月沒事，可能下個月就輪到自己。」 

服務於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潘致弘，也認同這樣的看法。「為工作操煩，許多事也會連帶受影響。」他說：「如果員工沒有好工作、沒有薪水，這也是另一種工作壓力。」 

美國在台心理健康研究所是一家提供心理健康臨床諮詢服務的機構，客戶多為在台的英語母語專業人士，其創辦人格羅伯（Jonathan Gropper）指出，民眾對就業保障會有焦慮感，有一部分是因為危言聳聽的結果。 

「在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的渲染之下，大家的焦慮感增加。」他說：「台灣人度過一個危機又一個危機，把焦點放在電視跑馬燈的數字，很多資訊都被政治化了，對壓力同樣有害無益。」格羅伯坦言，要「不受電視名嘴影響或克制不要一直看社群媒體」很難，但這樣做「對身心健康很有幫助」。 

疫情雖然增添大家的壓力，但對某些員工可能有間接的正面影響。蔡宜樺說，自從爆發疫情以來，打到天力亞太顧問24小時輔導專線的電話大幅成長，許多人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出現這股趨勢的主因在於，大家愈來愈認識到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的重要性，認為自己也是值得尊重的團隊成員，因而有信心為自己發聲，不怕被嘲笑或報復。 

「疫情爆發後，心理安全感更是重要，因為大家開始思考工作的價值與意義。」蔡宜樺說：「大家需要找到一個有安全感、受到重視的地方。」這個她所謂的「覺醒」現象，可以從打到天力亞太顧問的電話類型一窺端倪。「許多都跟罷凌有關。」她說：「大家開始發現自己的價值，值得被重視，不該成為罷凌的受害者。」 

企業經理人與主管也逐漸瞭解到，心理安全感有助於提升團隊工作績效。「大家覺得安全，就更願意付出一己之力，心思用在對的地方，而不是浪費在擔心與焦慮上。」蔡宜樺說。 

儘管疫情可能加深了心理安全感的問題，但台灣民眾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很多已是長年沉痾。桃園長庚紀念醫院的精神科醫生鍾宜航表示，大多數台灣人的工作時間長，對日常壓力有負面影響。他認為，「傳統產業的複雜文化」與「官僚主義盛行」是戕害工作效率與造成工時漫長的主要因素。 

當地現象 

有幾位醫療保健專家指出，有些情況雖然並非台灣社會所獨有，但似乎根植於在地文化。 

「台灣有一些特別現象。」專攻職場健康領域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職業醫學科醫師李爾喬說：「有些企業會有『雙重時間表』，要員工先打卡下班，再繼續完成工作。這樣會產生兩個版本的工作時間表，一個是實際的，另一個用來檢查。」 

李爾喬亦指出，台灣的中小企業眾多，也因此影響了辦公室常態。中小企業有自己的工作文化，員工常常「看老闆臉色」，她說：「這是台灣員工過勞的一大主因。員工把自己當成是老闆的夥伴，因此認為加班不但有必要，也是光榮的事。」 

除了被迫加班、又常常沒有加班費之外，員工也不得不把工作帶回家，幾乎全天候待命，使得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我覺得許多台灣人並沒有設定明顯的界線。」在台北經營診所的諮商心理師吳姵瑩說：「我們知道個人生活的界線在哪裡，但就算如此，還是會覺得加班是我們的責任。」吳姵瑩進一步指出這跟情緒界線有關，許多員工無法將個人情緒與主管的感受分隔開來。他們覺得「如果老闆不高興，那是我的錯。」吳姵瑩說：「這是台灣職場文化的另一個重點。」 

長期以來，職場心理健康的觀念遲遲無法進步，原因之一出在污名化。儘管這個因素仍舊帶來負面影響，但多數專家抱持謹慎樂觀的態度，認為已經漸漸改善。 

「我們的社會還是有這個問題，但近幾年愈來愈好。」鍾宜航說。他指出，同事之間提到這個議題會開「政治不正確的笑話」，顯示台灣人愈來愈樂於表達自己的感受。 

李爾喬說，這樣的心態在年輕一輩的員工尤其普遍。「40幾歲的人可能覺得憂鬱是特殊案例，但30幾歲的員工接受彼此請心理健康假。」她說：「偶爾會有情緒問題是很正常的事。」 

李爾喬指出，這個趨勢在20幾歲的員工當中更是明顯，因為他們愈來愈覺得身心健康比名利更重要。「他們把接受諮商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說。 

吳姵瑩認為這個轉變由90後世代所主導。在此之前的員工屬於「服從世代」，吳姵瑩說，他們出生於大家庭，必須爭取父母的注意，因此許多人把工作視為「獲得更多認同」的方式，反觀在9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不一樣，把重點放在個人的成就感。 

李爾喬亦強調，大家愈來愈重視工作成就感，不再墨守勤奮工作的傳統概念。「20幾歲的年輕人不願意加班，因為他們覺得有健康才談得上未來。」她說。此外，年輕員工興起斜槓思維，不願意被一份工作綁住，傾向於從事不同工作，顯示他們對職涯選擇的態度出現徹底轉變，認為工作彈性與工作自由更重要。 

這個轉變難免引發職場的世代衝突，年輕世代抗拒傳統的工作期待與管理風格，而長輩則覺得年輕人把權利視為理所當然，「很難管理」。格羅伯也認為，年輕人愈來愈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但他擔心年輕人空有症狀，「卻未必瞭解實質問題出在哪裡」。他們所面臨的「逆風與壓力」來自於四面八方，包括「家庭、工作、社會、自我」。 

員工如果希望尋求協助，選擇仍舊相當有限。以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為例，僅針對員工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企業，提供研究與諮詢服務，大多數問題跟身體狀況有關，例如高BMI值與肥胖，該所通常會建議簡單的運動計畫。 

「我們可以協助進行工作壓力的評量與提供預防方法。」該所的潘致弘說：「這樣有助於企業預防與工作壓力相關的職業病，但由於我們只負責研究，企業還必須請求醫院協助。」 

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 

李爾喬亦指出，職業傷病醫師的角色主要侷限於員工的身體健康與安全，長期吸入石棉而造成的肺病就是一例。「我們針對長工時的研究有些跟美國職業安全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有關，裡頭規定企業主必須為每位員工安排健康檢查。」李爾喬說。 

她解釋說，該法針對異常工作量提供指導方針，評估過勞死的風險；過勞死一詞源自日文，指的是因為工作過度而死亡。護理師與職業傷病醫生有兩個評估重點，一是工作時間，一個是主觀的工作壓力，也就是透過問卷調查測量的個人壓力感受。 

該法另一個目標在於，避免員工因為心理健康問題而受到歧視。「如果你被診斷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抑鬱症或焦慮症，又或者遭受罷凌、性侵或超長工時，我們可以協助你爭取補償。」李爾喬說：「但我認為，就算有補償，對面臨壓力的員工無濟於事。」 

至於職場心理健康的民間服務，台灣員工的選擇少之又少。多數民間服務鎖定外籍人士、跨國企業或說英文的台灣人。提供各類一對一與團隊輔導服務的天力亞太顧問，幾乎只與國際企業合作。 

「有時會有本土企業請我們培訓，辦一天或兩天的工作坊，而不是為期一年的合約。」蔡宜樺說：「可是我們工作生活輔導服務是一年期的計畫，台灣企業可能不會提供給員工。企業必須瞭解到，員工的身心健康對公司營運表現會有何影響，只是企業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點。」 

儘管如此，吳姵瑩指出，隨著企業的心理健康意識抬頭，大家對「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愈來愈感興趣。這些方案不聚焦在工作量，而是強調幾個會影響工作表現、但很少被探討的因素。 

「員工無法面對工作量，可能是因為他正面臨一場人生危機。」吳姵瑩說：「他可能正要搬家、想離婚、受到疫情影響，或是失去家人。員工協助方案旨在因應這些議題。」 

蔡宜樺說，天力亞太顧問的工作生活計畫更全面，課程涵蓋壓力緩解、建立韌性、多元共融、過渡期管理等等。領導力計畫包括「主管健康教練」（Executive Wellness Coaching）服務，旨在協助經理人克服個人弱點。「即使經理人過去做得有聲有色，但可能還是有盲點。」蔡宜樺說：「如果不自知，跟他共事的人很辛苦。」 

台灣其他心理健康教練也認同這點。「以單槍匹馬的優秀運動員為例。」經營Coachworkslive的羅綺霞說：「所有頂尖運動員都有教練，能夠發現他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Coachworkslive服務理念根據超級教練查敏（Shirzad Chamine）的正向智商（positive intelligence）精神。 

追根究底，社會可能需要翻轉傳統思維。「有很多人的態度是：我們都是這麼做的，因為從以前就是這樣。」格羅伯說：「讓人聽了會很生氣、很難應付。」他認為，大家目前不夠重視個人與人際關係，才會導致人生的輕重緩急遭到扭曲。 

「工作不是生活。」他說：「金錢不代表成功。時間過了不會再回來。除非大家瞭解到個人價值不能用名車或銀行戶頭數字來衡量，否則還是會面臨龐大的壓力，陷在惡性循環中，也就是：壓力來了、感到焦慮、壓力過了、健康跟著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