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金融有賴於經濟政策重整

過去兩年來,當全球經濟因疫情影響而蕭條時,台灣卻因外銷訂單暢旺而向世界展現出其在經濟上的韌性。然而,長遠來看,台灣仍須改革其貨幣政策來面對房市過熱與人口老化的雙重夾殺。

後疫情時代,當世界各國開始面對通貨膨脹對市場及消費型態的衝擊時,台灣當局反而受惠於出口成長所帶來的經濟榮景。各國央行紛紛進入緊縮循環來面對通膨,儘管此舉會揭露經濟體中脆弱的部分,研究人員仍普遍對台灣的房市乃至於整個經濟體系的穩定持樂觀態度,認為可以安然挺過這波緊縮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難關。

話雖如此,2008金融危機後的房價大漲,並未對經濟造成多大的刺激。根據一篇由三位政治大學教授於2019年共同發表的文章表示:「全台僅有不到7%的人擁有兩戶以上房子,因此房價飆漲的財富效果對消費的增長極其有限,且未在統計上達到顯著。」除此之外,該篇文章還表明:「利率因寬鬆貨幣政策而下降,導致房價飆升並影響經濟穩定,促使收入不平均、房價負擔能力下降以及消費能力衰退。」

人口問題是另一個抑制台灣消費力的因素,亦即人口結構快速高齡化。台灣的出生率為全球第二低,僅次於南韓。受到上述各種因素影響,支撐房價的經濟活動正在逐年遞減。

日本曾是一個以出口導向為經濟動力的國家,他們的經驗值得台灣引以為鑑。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決議五個世界主要經濟體,包含日本在內,對美元升值,造成日幣翻倍升值。然而,日本封閉的產業金融並未隨著匯率改變而作出相對應的改革。資金不但沒有流往海外,反倒不斷注入國內房市。大量資金流入造成嚴重泡沫化,情況誇張到光是東京皇居的價值,就相當於美國加州整個房市的總值。

日本金融體系對外來刺激往往反應過慢。即便是1989年股市大崩盤,銀行面對眾多公司破產的反應也不夠迅速,那年正是日本「失落的十年」的開端。然而,日本經濟衰退看來遙遙無期,不只十年光景而已。

日本市場發展趨緩的時間,剛好與人口紅利的結束吻合,日本難以再達到與過去相同的經濟成長率。1993年時,日本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為1.5人,遠低於當時的世界趨勢。如今的台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僅為1.2人,並將在2025年邁入超高齡化社會。

光從基本數據觀察,可能會高估情況的嚴重性。台灣的空屋率已從房價首次飆漲時的20%下跌至10%。此外,相較於日本,台灣的人口政策更能夠且更樂意招攬移民。與日本相比,台灣更容易受到國際貿易及資金流動影響,因此控管外匯金流遠比國內貨幣政策重要許多。

台灣的人口問題同時也受到地緣因素影響。即使因為競爭關係,台灣不從中國輸入勞力,中國被視為同一個勞動力市場。由於中國不再向日本與韓國輸出同以往一樣多的勞動力,台灣必須與日本及韓國展開價格競爭爭取東南亞勞動力。對於需要個人看護的退休人口來說,勞動力輸入短缺將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曾擔任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及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現為世新大學與東吳大學客座教授的薛琦,對台灣吸引鄰近國家勞動力的能力持樂觀態度。以目前台灣就學人口來說,7.3%學生的父母至少有一方為移民。薛琦表示:「這些移民與原生家庭間的聯繫,將使台灣有價格外優勢。」

總體來說,薛琦預期台灣的經濟將比鄰國更有韌性。目前為止台灣的通膨率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事實上,台灣半導體出口阻塞正是導致其他地區發生通膨的成因之一。加上台灣一貫緩步調整利率的傳統,台灣不一定會跟著外國大力升息。但是,貿易盈餘也意味著新台幣面臨升值壓力,若央行想維持新台幣的低匯率,勢必得增加外匯存底。

然而,央行的做法卻在過去幾年飽受質疑。台灣為世界第五大的外匯存底持有國,截至今年1月為止外匯存底高達$5490億美元,相當於人均$23300美元,或80%GDP。

去年,四位台灣大學教授合作出版≪致富的特權: 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一書,解釋低利率與大量外匯存底的關聯,而低利率即為現今國內房市過熱的主因。央行以新台幣買入外幣的方式累積外匯存底,造成國內資金寬鬆。雖然貨幣供給增加與資產增值之間沒有必然關連,但從事實來看卻是如此。

金融部門對央行的不滿似乎比以往強烈許多。≪致富的特權≫作者之一的吳聰敏教授表示:「我們不能鐵口直斷央行的政策一定是錯的,但是我們不認同它的做法。」吳教授目前任職於台大經濟系,對台灣經濟發展史有深刻研究。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entral Bank’s policy on managing Taiwan’s reserves has been growing in the last few years. Photo: Wikipedia

薛琦指出,並表示:「大部分的學者都不是很滿意央行管理外匯存底的方式。央行的外匯存底遠大於必要的數量,且運用資金的方式也不是非常明智。」他指的是央行的外匯存底皆以現金形式持有,這樣的資產配置等於放棄了投資收益,尤其在世界各國通膨嚴重的此刻,更顯得不智。

薛琦建議,央行可以把部分的外匯存底放入主權財富基金中,如此一來應可創造每年6%到12%的報酬率,遠高於目前的3%。

外匯存底數量與配置之間有所連結。要了解其中緣由,必須回頭檢視廣場協議的歷史背景。當時美國對台灣施壓,希望台幣由當時的新台幣40元兌1美元升值至一個所謂的「均衡」水準。

外國投資者無法預期台幣究竟會升值到甚麼水準,大量熱錢為尋求短期報酬湧入,造成極大的混亂。最後,台灣央行不得不在新台幣匯率達到新台幣26元兌1美元後進行干預,將匯率穩定在新台幣27.5元兌1美元水準。

流動與非流動性資產

在台灣這種開放外資的經濟體中,上述現象除了造成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外,還衍生出其他成本。假設外國投資客預期台幣升值而將資金匯入台灣市場,由於台灣市場中流通的政府債券非常稀少,這筆資金將流入私人企業以賺取報酬。如果央行希望打消外資對台幣升值的期待,並阻止台幣繼續升值,這筆資金就必須以外匯的形式撤離台灣。

由於資金的出入都是以外匯持有的方式,台灣因而失去賺取外資進出匯差的機會。再加上國外投資者對於未來新台幣匯率走向的不確定性,資產配置的問題不只對年金系統產生機會成本(如果儲備金是用來作為退休儲蓄),還可能使台灣當前的國際現金流減少許多。

≪致富的特權≫一書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提出深刻解析,但對於未來該如何解決問題卻著墨不多。吳聰敏教授表示,美國當局對台灣貨幣政策的立場十分明確,且已維持了一段時間。因此,雙方因預期不一致而產生的風險已低於1980年代進行改革那段時間,然而,美國最近再度對台灣央行干預匯市的做法感到不開心。只是這次台灣央行面對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外,比較無法掌控局勢。

另外,該書最重要的論點之一表示,台灣貨幣政策的改革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礙。央行就像公營企業一般,每年有一定的獲利期待,而獲利來源主要是外幣交易。新台幣升值意味著以新台幣計價的外國資產相對縮水。

薛琦也指出建立國家主權基金時,央行可能會遇到無法掌控的政治阻力。總而言之,台灣經濟中期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較為傳統的問題,而非長期因消費緊縮而造成的金融危機。目前半導體產能不足的問題最終也可能因大量的資本支出而變成產能過剩。佔台灣42%出口的中國經濟發展趨緩,也可能限制台灣經濟成長的腳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與台灣的情況其實非常相似,只是台灣近期受惠於中美貿易戰,接到更多的外銷訂單。這些對出口部門的新需求為台灣終將面臨的經濟問題提供了緩衝。

這些問題屬於制度面的挑戰。目前台灣出口商面對的價格競爭已不像以往激烈,或許台灣可以轉型為更加消費導向的經濟體。為此,台灣需要思考如何改革央行政策及移民制度。

考量台灣的人力資源日益短缺,勞動部日前公布外籍移工取得永久居留權的新辦法。未來除放寬移民規定外,政府當局可能需要更積極的措施來爭取勞動力輸入。

As competi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creases, Taiwan will need to take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boost its appeal. Photo: Andrew Chen

引進外籍移工照顧未來的退休人口的問題,與資金過度集中於房市十分類似:將來如果太多人選擇於同一時間退休,並將資產轉為流動性資金,目前的房價將不足以反應屆時的價格。就像其他東亞國家面臨的人口問題,對台灣而言,勞動力輸入最大的困難並非價格,而是當台灣需要大量勞動力時,是否有足夠勞動力可以輸入台灣。

事實上,人口問題、個人財政及國家財政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卻不易從各種財務比率或經濟指標中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