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將會員企業對於改善商業環境的想法傳達給台灣與美國政府，一直是商會的核心任務。事實上，商會當初創立的主要動機，就是要為會員企業發聲。

1951年，當時台灣的經濟百廢待舉，二戰期間盟軍轟炸造成的破壞尚未復原，戰爭結束不過6年，之前則是半世紀的日本統治。此外，1947年228事件的傷痕仍新，1949年從中國大陸跨海來台的部隊與難民對台灣的社會與經濟更造成壓力。當時的人民相當窮困，年平均國民所得僅約200美元。

商會首任會長Robert B. Scanland曾在1976年的Taiwan Business TOPICS發表文章，紀念商會成立25週年，而我們對於商會創始經過的瞭解，主要是來自這篇文章的內容。Scanland回顧，當時台灣可能最有利潤的生意，是供應經濟重建所需的機器、設備和原料，但在台經商的美國貿易公司被排除在外，這讓他們感到挫折。依照美國當時的規定，這類貿易大部分得透過美國總務署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進行。

3家貿易公司在台北辦公室的主管聚在一起，討論如何扭轉美國政府的限制，他們是William Hunt & Co.的Scanland、Taiwan Trading Co.的Loris Craig與Pacific Commerce Co.的Frank Smolkin。會議的結論是成立美國商會也許可以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影響力。等到他們準備好要向政府申請成立商會時，有兩家石油公司已加入他們的行列，它們是Caltex和Standard Vacuum，這兩者是艾克森與美孚公司的前身。美國商會多年來使用的logo有 5顆星星，就是代表商會這5家創始會員。

Scanland回憶，政府在1951年9月14日一核准成立商會，「我們就印製一些信封和信紙，開始寫信給在華盛頓我們可以想到的每一個人」，附本給台灣相關官員。在他們的努力之下，美國政府改變了政策，讓民間企業也能在台灣進口美國的機器和設備。

在之後的數十年，有越來越多美資企業在台灣經商，商會的主要倡議對象轉向台灣政府。曾在1965年和1966年部分期間擔任商會會長的Robert H. Morehouse寫道，「應付官僚是我們最主要、最常發生的頭痛問題」，但在出版白皮書、組團訪問華府與成立多個委員會之前的年代，商會的社交與拓展人脈的功能勝過為會員企業發聲。

Morehouse現年93歲，定居在東京。他在寫給TOPICS的電郵中回憶，他於1964年到台灣成立本地第一家外國銀行（第一國家城市銀行，後改為花旗銀行）的分行時，發現台灣的美國商會在活動力與組織方面遠遠不如日本的美國商會。「如果說我們1965年在中國之友社有個『辦公室』，那是言過其實。在那棟老舊的建築裡，我們有一張破舊不堪的木頭辦公桌和一張爛椅子。有個純粹是兼差的女子會來處理郵件和寄發開會通知，會議紀錄以及跟會員的聯絡是少之又少。」 商會當時有60家會員企業，從創會時的5家企業穩健擴增，但距離目前的500多家會員甚遠。當時的氣氛跟今天也大不相同。Morehouse說，當年的美國企業環境是以男性為主，特別是在海外，商會領導階層沒有女性，有時董事會議變得像是電影《動物屋》的場景。最近這二、三十年，董事會成員中有活躍的女性企業主管，女性在各委員會的共同主席名單中占有相當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