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大流行後臺灣應大膽邁向永續的未來

掌握經濟發展所提供的新機會

雖然COVID-19(新型肺炎)已經破壞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濟,但臺灣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少有例外、引人注目的特殊現象。 特別是,台灣不僅幾乎毫髮無傷地從大流行病中走出,而且比過去二十年來任何時候,體質都更增強、有信心,前景也更加廣闊。

不少權威人士只關注臺灣相對中國大陸基於資訊通信技術(ICT)產業的增長將會如何影響它的GDP。我個人認為這種評估是短視的,植根於過時的思維。 更重要的是,臺灣對COVID-19的靈巧反應,為臺灣提供了經濟轉型的絕佳的機會—只要臺灣政府、企業、機構和公民共同努力,協助避開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潛在危險,尋求一條通往綠色、永續未來的開明道路。

臺灣政府把「5+2創新產業規劃」作為「產業轉型」藍圖。此計畫包括:1)生醫產業、2) 綠能科技、3) 智慧機械、4) 國防產業、5) 新農業技術、6) 循環經濟、和 7) 亞洲矽谷和其他一些專案。雖然這些與下一代知識型行業(如人工智慧和物聯網(IoT))有關,但它們也涉及永續性(sustainability)。

臺灣應利用應對COVID-19的成功,將永續發展作為核心價值和總體目標,融入經濟的各個層面。臺灣成功抗疫肺炎冠狀病毒,顯示了社會資本(優秀的公共衛生體系和高度合作的社會基礎設施) ,與人力資本(受過良好教育、守紀律、公民尊重法律)的價值。這些是推動臺灣經濟成功實現”永續發展轉型”的關鍵(經常被忽視的)資源。

三年前,曾經台灣為經濟悲觀情緒籠罩時,也在蔡英文政府宣佈「5+2」計劃前不久,我為本雜誌寫了一篇以《使臺灣經濟重回發展軌道》為標題的評論。 我認為台灣必須聚焦其寶貴的特點和核心競爭力—速度、靈活性、價值(高CP值)、客製化(有效率服務於利基市場的能力)、產業群聚,以及其聯結國際社會而不僅僅是中國的能力。

我曾提出警告,台灣必須避免走一條比較容易的路,即專注於短線收益;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盲目著眼於削減成本;強調產量;以及不支付員工有全球競爭力的工資。 這些行動導致臺灣失去了在1980年代和90年代的相對創新優勢,並遭逢了過去20年的低工資和經濟之停滯。

我主張積極應對以下挑戰: 提高研發和製造技術; 調整臺灣的能力和心態,更加注重軟體、創新和創意; 使工業和市場多樣化; 改革臺灣的教育體系,提高臺灣的跨科學工程(STEM) 和英語語言能力。

最後,我建議臺灣利用核心競爭力,向非IC或電腦相關產業多元化發展,並建議三大潛力產業:1)高附加值的農業和水產養殖業,如水果、花卉和海產;2)生物科技和醫療相關產業,因為臺灣擁有全球最高效的醫療系統之一;3)綠色建築技術等永續發展產業。

今天,這些觀察意見,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中肯。

中美貿易戰是台灣沒意料到的經濟的福音。製造業投資已開始從中國向印度、東南亞和台灣明顯轉移。如廣達(Quanta)等ICT製造商,已將部分高端伺服器工廠移回臺灣。世界各地的熱門財經電視節目大肆宣揚臺灣ICT產業的復甦和實力,臺灣股市迭創歷史新高,和一些ICT公司也享受著數十年來最好的表現。 

最近,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埃文 • 費根鮑姆博士(Evan A. Feigenbaum)發表了一份報告《確保臺灣的創新未來》。 費根鮑姆指出了臺灣未來的五大迫切挑戰,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以加強臺灣的創新,改善與美國和其他國際參與者的夥伴關係,以及提升臺灣在全球市場的地位。

雖然費根鮑姆有說服力地認為臺灣的創新生態系統,需要從半導體和晶元組設計與製造重新定位,轉向、促進面向未來的新產業。但他基本上將分析主要局限在與ICT產業相關的技術—軟體、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物聯網、數據科學和網路安全—並提及醫療產業。他建議,如果台灣能夠將軟體的進步與其核心硬體優勢整合在一起,它將可以創造一個區別於競爭對手的主要點。他還敦促台灣避免在亞馬遜(Amazon)、谷歌(Google)、阿里巴巴(Alibaba)和百度(Baidu)等大型美國或中國平臺公司所主導的領域正面競爭,轉而在這些巨人沒主導的領域進行創新,以增加其價值。

費根鮑姆的分析得到了廣泛的關注,然而儘管具有切合實際和洞察力,但它沒有能讓臺灣能夠闡明並追求,具令人信服的未來願景。

成為永續發展的領頭羊

他的分析所缺失一些內容,剛好「5+2計劃」有提到。該計劃呼籲再生能源到2025年實現占發電總量20%的目標,為臺灣的綠色轉型設定平臺。海上風力發電被指定為領先的能源。

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要達到目標,似乎是一個極其雄心勃勃的願景。但迄今達到的進展卻令人印象深刻。例如,臺灣最重要的公司臺灣半導體製造台積電公司(TSMC) ,最近與丹麥公司奧斯特德(Ørsted)簽署了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電力採購協定(PPA)。台灣海峽擁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風力資源,臺灣進軍海上風能市場,為它提供了一個機會,將獲得成為全球供應鏈主要參與者所需的技術。

An offshore wind farm in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s efforts in this area could make it a major player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Photo: ØRSTED

 臺灣生物醫藥產業—5+2計劃的另一個要素—也顯示出成熟的跡象,進入增長階段。經過幾十年的投資,其市值已超過1.2兆新臺幣(約400億美元)。剛COVID-19防疫有成,這個行業在台灣的永續發展轉型中,可能會迅速或許具有爆炸性的發展。

此外,臺灣迅速「綠化」現有ICT產業的環境可能已經來臨了。蘋果(Apple)等領先公司正在改造其供應鏈。蘋果承諾到2030年實現碳中和(carbon neutral),將永續發展目標超越企業圍牆,包括其龐大的供應鏈,和所有產品的生命週期。如果臺灣資訊通信技術產業抓住這一機遇,在整個營運過程中積極有效地實施永續做法,台灣的供應商將有機會達到排碳淨零(net zero),並取得於競爭對手的領先優勢。

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爭端,也為臺灣產業提供了潛在的巨大開放商機。隨著國家安全成為最前線考量,成本不再是主要考慮因素,臺灣比中國大陸獲得了明顯的競爭優勢。台灣企業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來綠化整個供應鏈,而此前由於中國企業對市場施加的巨大成本壓力,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隨著中國威脅要對西方競爭對手進行報復,台灣應該能夠幫助填補這一空窗期。除了世界領先的ICT公司,臺灣在鋼鐵、造船、先進碳纖維、機械和石化等廣泛領域,擁有相對完整和強大的產業基礎設施、資產和技能。有了這些資源的好處,臺灣可以比許多其他國家更快、更容易地成為「永續轉型」的領頭羊。此外,在金融資本、製造業資本、知識資本、人類資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六大資本形式中,台灣擁有所有資本,其中有些是豐沛的(甚至是自然資本,這要歸功於太陽能和風能的出現)。

為實現邁入綠色轉型的行列,臺灣需要接受日益成長的新國際社會標準–認定GDP在衡量一個國家福祉的有所不足。這一觀點除了得到了兩位諾貝爾獎得主: 約瑟夫 •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馬蒂亞 • 森(Amartya Sen)的提倡和擁護,也漸漸變成主流。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最近啟動了一項新倡議—「超越國民生產毛額」(GDP and Beyond)—將經濟福祉的概念,擴大到包括從所得分配,到醫療保健,和宏觀經濟永續性等所有內容。

聯合利華(Unilever)和奧斯特德(Ørsted)等公司的營運已經顯示,如果要實現成功的綠色轉型、人們必須願意超越短視的季度業績。COVID-19也為許多將GDP增長視為衡量成功的唯一指標的人,打上警鐘。也就是說單靠GDP增長,無法與國家成功畫上等號。

加州模式

加州長期以來,一直帶領美國與最成功的環境和能源法律和政策,並且以成果證明之。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儘管工業界強烈反對,加州雖然實施越來越嚴格的汽車排放標準,但是該州的空氣反而獲得改善,污染急劇減少。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加州能源委員會(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使加州終止了過去50年來穩步攀升之”人均用電量”(per-capita electricity use)的增長,導致加州無需建造新的核電廠。 最近,加州漸漸的在用零碳的太陽能加儲設備,取代天然氣發電廠。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高曼公共政策學院(Goldm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最近的一份報告: 預測太陽能、風能和電池成本的大幅下降,將加速潔淨電力未來的到來。鑒於政府採取強有力的政策,在不需再採煤或興建天然氣廠的情況下,產生可靠的電力。報告認為,擴大再生能源規模,以實現90%的潔淨能源、減少健康和環境損害,以及增加能源部門就業等,已具備可行性。

加州的經驗告訴我們,為了實現永續轉型,臺灣需要制定有雄心的目標,並採取強有力的政策行動。幸運的是,與美國不同,台灣不需要和極其強大,根深蒂固的化石燃料產業來對抗鬥爭。此外,過去30年來,台灣出現了一系列的環保運動先驅,五大非政府組織(NGOs)對政府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能源政策必須構成臺灣綠色轉型的一個關鍵面向。除了穩步轉向再生能源之外,台灣更需要關注能源效率措施,包括設定適當的價格信號(price signals),並經由有效的激勵措施,和強制性法規,以減少能源使用。

資本市場青睞綠色經濟

最近,隨著金融資本對永續公司採取更優惠的態度,投資界發生了一場地震式的轉變。證據顯示支持綠色(ESG)投資,因為永續性公司提供了更好的財務結果。

貝萊德(BlackRock)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拉裡 • 芬克(Larry Fink)和前紐約市長邁克爾 • 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等金融界人士,一直積極敦促公司董事會和高階主管,將永續發展放在心上。 2019年8月,商業圓桌(Business Roundtable) 修訂了《公司治理原則》,指出公司不應只關心股東利益最大化,但也應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綠色投資的有利市場估值(favorable market valuations),鼓勵公司進入與永續發展相關的業務,因為市場將資本引導到這些業務中。 此外,它鼓勵現有公司變得更永續 的方式行事。以永續發展聞名的公司,如臺灣的台達電,從全球投資者那裡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更好的估值。如果臺灣永續轉型成功,臺灣企業、民眾將共同受益。

創造一個清楚的論述

最後,最重要的是,在點燃臺灣的永續轉型方面,臺灣政府需要明確而簡單的論述: 臺灣能夠實現一個對企業和公眾共同美好的永續未來。

過去,以相對較低的附加價值電子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現在有潛力成為世界領先的、以永續性為導向的經濟體,臺灣不能看後視鏡來塑造未來。台灣必須有足夠的勇氣,處理我們時代最大的問題—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不僅為了其公民、未來世代、地球及其所有居民的福祉,而且為了其經濟的遠景。

— 林羿成是一位台美國際商業法和智慧財產權律師,商人和作者。目前,他受聘台灣國立成功大學(NCKU)的客座專家,專注於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和創新。編輯由許主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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