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來台外籍生、海外台灣學子創造新機會
整體而言,台灣的教育體系堪稱優秀。當前主要的挑戰,是讓國際社會都能瞭解台灣教育體系的良善,使台灣教育體系對國際人士更加開放友善。
台灣初等、中等階段的教育,成果斐然。2018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將台灣學子的數學及科學能力排在國際前十名。所謂PISA,是總部設於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每三年針對各國15歲學生進行的跨國學力評量。
至於高等教育方面,在醫學研究領域,台灣佔有世界領先的地位,而台灣工程科系畢業生任職世界一流科技公司者,也所在多有。不僅如此,台灣還是最重視學術自由的亞洲國家之一。
不少外國人受台灣吸引,前來求學。根據台灣教育部的統計,去年台灣高等教育機構之中,約有130,417名外籍學生。其中包括來自香港、澳門及中國的學生,他們佔了所有註冊入學人數的10.75%。
不過,若要更有效地培育青年人才,台灣學校的師生組成,勢必得更為國際化。在台北市美國商會2020年版《台灣白皮書》的「人才循環」章節,「人才循環大聯盟」(Talent Circulation Alliance)便呼籲台灣學校在半導體、生醫、人工智慧等專業領域,多加開設英語授課的學位課程。該聯盟表示,如此一來,世界各地受限於經濟條件或入學資格無法進入歐、美大學就讀的人才,就可能考慮選擇來台灣留學。
但是,台灣大學院校的教授薪資水準普遍比較低,對於教育環境的國際化,構成相當大的障礙。 台灣教授與海外教授的所得差距甚大,即便將台灣較為低廉的生活費支出納入考量,仍有大批台灣學者選擇出走,旅居新加坡、中國,或是一些西方國家。
台灣公立學校的講師,以及私立大學的教員,都是根據教育部頒布的薪資基準表來支付酬勞。台灣一般大學教授薪資待遇,與年資相仿的小學、高中教師相比,並沒有非常巨大的差異,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台灣的大學院校在為特別優秀的教授師資大幅加薪方面,自主裁量權也很有限。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嚴震生就說,台灣大學教授平均月薪大約是台幣10萬元,約合3,300美元。副教授的月薪可能有75,000元,助理教授則有65,000元。
嚴震生也強調,教育部所頒訂的薪資基準,並未考慮教授授課內容的熱門程度、應用價值,也沒有顧及台灣某些縣市的生活費可能比較高。
舉例來說,在東部鄉間、國立台東大學教授中文課程的教授,可能跟在台北名校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資訊科學或財金科目的教授薪資差不多,儘管課程的經濟價值不同,住台北也比住台東昂貴許多。嚴震生說,他就認識不少學者,為了多存一些錢而搬離台北,去其他縣市教書。
學術交流基金會(Fulbright Taiwan,台灣傅爾布萊特)執行長那原道(Randall Nadeau)也認為,台灣學者薪資水準過低,難以與其它國家抗衡,不易吸引更多國際學者來台長期授課、作研究。
那原道指出,來台灣工作的外國學者,通常需要原先任職學術機構提供額外的財務支持方能成行。美國、澳洲、英國等地大學的學者,常會藉由「休假年」的方式來台。他說:「一般而言,他們會在原本任職的學校獲得一些休假期間的財務補助,金額也許是他們年薪的一半,然後台灣方面也會付一些薪水給他們。」學術交流基金會常提供這類學者額外的獎助金。
那原道說,這種安排或許是可行作法,但並非全無問題。好比說,海外的大學行政主管在審查旗下教授研究休假申請的時候,通常會預期這些教授在休假期間仍然投入研究工作。那原道說:「如果教授來台灣,是在某個頂尖研究機構的實驗室上班,應該無妨。」但是很多時候,這位教授還要在台灣負擔一些教學工作,他們所任職的海外大學,不免會抗拒這種安排。
那原道說,台灣傅爾布萊特計畫希望提供協助,讓外籍學者原本任職的學校體認旗下學者投入海外教學工作有其特殊價值:既能擴大學者的文化視野,待他們返回原本學校,也能對學校的國際化多所貢獻。
那原道說,很多美國大學的行政主管聽完這樣的說明之後,都會瞭解這類國際交流的重要性。不過,仍有一部份思維比較傳統保守的學校主管,主張教授在休假年的期間,不應該投入研究之外的工作。
為了改善現狀,人才循環大聯盟籲請台灣政府加強支持與國外大學的學術交流合作,並且放寬現行規範,讓台灣大專院校能夠提供滿足海外學者期待的薪資待遇。這個目標,可以透過政府、民間雙方的夥伴計畫達成,諸如私人企業或校友的捐款,或者是一些更富新意的行事曆規劃(例如寒暑假期間的密集課程)。
力求雙語化
台灣教育體系的另一個問題,是欠缺雙語環境。現在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副校長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說,台灣教育縱然有許多優點,卻無法在國際上有更好的表現,主要因素之一,即是欠缺英語教學環境。他發現,台灣有許多教授,雖從美國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回到台灣講課,也不太常使用英語。
許多專家認為,要讓台灣成為真正的雙語社會,就必須從早期、中等階段的教育開始著手。學術交流基金會「協同英語教學計畫」計畫長張純怡也表示,基金會全力支持台灣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的計畫,但她也觀察到,基金會在鼓勵台灣高中教師赴美接受訓練的時候,不時遇到阻礙。
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協助華語教學獎助計畫,會把台灣籍英語老師送到合格的美國高中階段學校待一個學年,幫助他們增進授課技巧、英文能力。
基金會也透過傅爾布萊特針對國際教師的「卓越教學獎助計畫」,挑選台灣教師,獎助他們赴美,在美國大學的教育學院待一個學期,接受密集的專業培訓。
張純怡說,儘管有這些獎助機會,台灣老師們參與計畫的意願仍不高,因為他們必須離開台灣的教職一整年。參與計畫,會讓他們必須晚一年退休,損失一部分退休金。他們赴美受訓期間,其實沒有薪水,返回台灣之後也不保證一定能回到原先的學校恢復教職(生育率降低,年輕人減少,已使台灣教師人力供過於求)。
在台灣偏鄉地區,地方政府對於推廣這類計畫也感到遲疑。政府官員擔心這些教師赴美期間,學校會找不到替代的教師。張純怡說,種種顧慮,讓許多地方官員難以深刻瞭解與美國進行這類交流究竟有何長遠利益。
那原道說,他的看法是:台灣必須一方面增加外籍英語教師,一方面讓這些教師能夠教授的科目內容更豐富多樣。傅爾布萊特計畫每年招募了超過一百名的大學畢業生,來台灣擔任英語協同教學助理,善加利用他們,就是一種作法。人才循環大聯盟對台灣政府的建言則是,既然依規定這些教學助理在台灣最多只能獲得兩年的獎助,應開放他們在沒有台灣教師證書或更高學位的情況下可在台灣的公立學校教書。學術交流基金會也建議:台灣教育主管機關可提供這些教學助理在台灣取得英語教學學士後學位的機會。這類學位課程,也應盡可能與美國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張純怡說,這群教學助理都畢業自美國不同大學科系,是相當聰明的美國青年。他們來台灣之後,常被派往較偏僻、貧困鄉鎮的公立學校,與台籍英語老師一同在教室授課,並且參與其他計畫。
張純怡說,英語教學助理的計畫,頗受台灣各地縣市政府的歡迎,「今年,我們在九個縣市派出128位教學助理,明年更規劃了147位」。她認為,300位教學助理才能滿足台灣各地的需要。
今年,人才循環大聯盟在美國商會《台灣白皮書》中進一步鼓勵台灣政府開放讓大學畢業、擁有至少一年課堂教學經驗的外籍英語教師,能在沒有英語教學相關證照的情況下,至台灣公立學校教書。聯盟同時建議更新相關法規,允許外籍人士合法在台灣的幼兒園教英文,幫助學生在年幼階段養成國際觀。
人才循環大聯盟也呼籲台灣教育部修改規定,允許學校聘僱外籍教師教授語言之外的科目。目前的法規,只允許私立雙語學校或公立實驗中學聘僱非語言科目的外籍教師。
海外留學
台灣學子可以透過出國求學、投入專業工作,來增進英語技能,拓展職涯發展視野。不過,大多數台灣家庭,難以負擔子女出國留學費用。過去十年來,台灣薪資水準的成長停滯不前,也令前往海外求學的台灣學子人數減少。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又稱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項研究發現:2000年至2017年之間,台灣赴美留學的大學部學生,人數從10,668 人減少為7,003人,而赴美留學的台籍研究生,則從15,022人減少為 9,236人。此外,越來越多的台灣留美學生偏好畢業後留在美國,不直接返回台灣。
人才循環大聯盟曾提議台灣政府規劃新的學生貸款方案,方便讓那些獲得世界任一民主國家裡排名世界前兩百頂尖大學入學資格的台灣學生,申請留學費用的全額貸款。為了鼓勵這些台灣留學生畢業之後返台工作,還可以訂定以收入高低為依據的貸款償還制度。
今年三月,在人才循環大聯盟主辦的一場圓桌活動上,一位與會來賓就說:「若要讓國際視野寬廣的人才能夠源源不絕,幫助他們先赴海外再返回台灣,一同開創國家的未來,這很可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法。」
美國、新加坡等國,都有類似計畫。美國的斯塔福助學貸款(Stafford Loans)就是一例,它讓在合格美國高等教育機構註冊入學的美籍學生,能以貸款方式留學。一旦學生畢業,他們不同時期辦理的學貸,會被整合為單一分期還款方案,按照他們調整後總所得(adjusted gross income)的高低,設定每期必須還款的金額。
在招募海外學子方面,台灣的大學面臨了許多行政作業上的問題,使他們難以有效吸引國際人才。學術交流基金會「學術交換計畫」計畫長林芝立就說,當許多台灣政府機關都努力爭取外國人才,不免產生矛盾。教育部、科技部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機構,都把求才目標鎖定在同一批特質類似的學者。這些單位所提供的獎勵方案也頗多雷同,讓台灣很難吸引到學經歷背景更豐富多元的外籍學術人才。人力循環大聯盟更指出,不同政府機關所推動的多種外籍人才延攬計畫,彼此之間應有更充分的溝通協調,使政府預算的使用,更俱成效。
人力循環大聯盟也在《台灣白皮書》中籲請台灣的大學院校別再過度重視學術論文發表,反而應該多多鼓勵教授創立公司,就如孵化器一般。聯盟也鼓勵台灣的大學多多設置結合商業、工程兩種課程的聯合學程,這會有助於促進產、學之間更密切的合作。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新創加速器「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心」執行長林伯恒說,現在推動這類產學合作的主要障礙,已經不再是守舊僵化的大學行政規定,這些規定目前已有顯著改善。問題的關鍵,在於台灣的大學教師常常欠缺商業頭腦,對於該如何把自己研究的科技變成產品或服務,沒有頭緒。
林伯恒認為,另一個問題,則是儘管台灣的大學偏好學校、企業之間的長期合作,高科技或其他致力於先進研究的公司,身處高度競爭的經營環境,不免認為這類合作具有潛在風險。這些公司也常會擔心無法確保每年都有充足經費,可以讓它們投入學生培訓,維持相關計畫的運作。
目前,談到台灣大學院校吸引外國學生就讀,主要的目標族群,是東南亞與印度次大陸國家,這恰是台灣政府「新南向政策」極力深化關係的區域。招生計畫大致上是成功的,但仍遭遇一些挑戰。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嚴震生就指出,許多來自南亞、東南亞的學生,是台灣實力較弱的幾所大學極力爭取的生源。這些學校招生不足,財務吃緊。這些學校的教學品質,無法代表整個台灣,它們提供給南亞、東南亞學子的教育內容,對台灣教育體系對外的整體形象,可能有影響。
嚴震生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這類學校在南亞、東南亞各國的海外招生工作,不少是由人力資源仲介公司等中間人來負責。這類仲介公司,比較懂得怎麼處理複雜繁瑣的申辦手續。許多東南亞籍學生,常是透過招募外籍勞工廠工、家庭幫傭的人力仲介公司來到台灣。然而這種招生管道,讓台灣的大學院校更難評估申請入學者的能力資質到底如何。
嚴震生說,雖然一般而言,在台灣的大學就讀一學期,這些外籍學生可能只要負擔大約兩千美元的費用,但他們最終的花費,通常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因為有一半必須交給中間人。為負擔日常生活費用,這些在學的外籍生,還必須花許多時間在校外工作賺錢。
儘管仍有不足之處,台灣努力推動教育體系的國際化,提昇整體競爭力,仍大有裨益。我們已看到台灣政府有心藉教育國際化為民興利,也相信台灣未來必定能夠吸引更多國際學術人才,本土人才在海外的發展管道,也會更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