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美國商會新任主席問候大家

重新發現台灣

撰文/傅維廉

我拿到第一本護照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台灣。才從大學畢業的我有兩個目標:探索世界和學中文,我認為那是會讓人生職涯充滿刺激的兩件事。選擇台灣作為生涯起點,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聰明的決定之一。

1988年,我帶著一個大行李箱,大約1,000美元的旅行支票抵達台灣,預計停留三個月。在台北下了飛機,我這個在美國中西部土生土長的小夥子,當場嚇得不知所措,發現自己身處人口密集的亞洲大都會中心,頓時失去方向感。我帶的那本過期的孤獨星球旅行指南根本沒用。

來台旅行前,美國的台灣朋友曾向我保證過,說台北非常國際化,每條街道都有7-Eleven跟麥當勞。但是我很快發覺隨處可買的「冰炫風」或「大麥克」不見得是旅人友善城市的最佳衡量標準。大部分我需要的資訊都是用中文標示。標誌、公車導覽圖、菜單—似乎都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覺得脆弱無助。

說句公道話,沒有怪台灣人的意思。因為當時整個台灣正為轉型成為出口製造巨擘—世上最偉大的經濟奇蹟之一—忙得團團轉。觀光業的微調就稍晚一點了。

不過我還記得第一個在台北醒來的早晨,戒慎恐懼地踏出飯店房門,面對成千上萬在城市中咆哮的摩托車,一片混亂,彷彿置身「銀翼殺手」電影場景一般。早餐呢,就只吃了一條從包包底下拿出來,表面融化了的士力架巧克力,因為我真的嚇到考慮趕下一班飛機直接回美國了。也許全球化的生活並不適合我吧,我想。

那個早上是我一生最關鍵時刻。最終我提振起精神,決定擁抱挑戰,接受在外的冒險生活。接下來的幾個月,我整個人沉浸在語言學習中,把學習計畫當作全職工作一樣投入。

認識了來自韓國、比利時、印尼和英國的同學和朋友,不少人後來在外交、商業和學術等業界發展成就豐碩。彼此在台灣奮鬥這些年,對台濃烈深厚的情感讓我們成為台灣島熱情的品牌大使。軟實力真不是蓋的。

在台為期三個月的學習計劃後來延長為兩年。雖然沒有很流利,但在中文方面打下的穩固基礎,隨著我後來在美國開啟新聞記者生涯,一直有努力地學以致用。

九年後,1999年,以首位美聯社台灣地區分社長的職位回到台灣。在離開紐約總部前,其中一位老闆對我說:「祝福你。我們對台灣所知不多,真的不知道那裡是怎麼回事或長什麼樣子?台灣有山嗎?」

台灣帶給我的衝擊是全面的。回到台灣幾星期後,921大地震撼動了整個島。幾個月後,一場政治衝擊震驚台灣—陳水扁結束了國民黨五十年來對台灣政治的執政權。接著還有颱風、飛機失事、與中國緊張關係、立法鬥爭、腐敗醜聞、企圖暗殺總統、科技繁榮與蕭條等。

五年後,離開台灣的時候,好像除了戰爭以外,該碰到的都碰到了,謝天謝地。

離開台灣後的旅程,我到香港、廣州和美國走了一圈,很高興以台北美國商會新任主席的職位再次回到台灣。所有我跟家人住過的地方,台灣長久以來都是我們的最愛,我們一直希望能再回到台灣。

對我而言,台北美國商會一直是商業機構的黃金標竿。過去我在其他幾個機構工作,這些機構也各自有他們的長處。但是都沒有台北美國商會所提供的資料來得完整。高規格活動、積極參與的會員、優異同仁,還有台灣最佳英文商業刊物。

無論在台灣還是美國,美國商會影響政策制定的歷史悠久,許多方面都經營得有聲有色且獨特。例如,美國商會在草擬對台安全至關重要的「台灣關係法」方面就曾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回台之後,一直忙於重新發現這個島嶼、與老友聚首和認識新朋友。如果我還沒有機會認識你,請寄張紙條給我 ([email protected]),我們找時間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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